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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喜明是一個“棒棒”，“棒棒”的意思就是一根竹扁擔套上繩子這樣就能用來挑任何東西。
周今天的活是搬九部電梯進大樓，這是個會累得讓人喘不過氣的活兒，但報酬還不錯。
他這樣一趟可以掙略多于１美元/小時，他說“這個活是辛苦一點，但是份不錯的工作”
像周這樣的農民工，在中國繁榮發展的經濟大潮中做些扛重物的活兒。
“這個當然非常重啦！”繁榮的經濟吸引了兩億中國人工到城市里尋找工作。
就在重慶，地方官員表示每月有成千上萬的人涌入重慶。
[實際上，]很容易看出經濟增長并不是那么糟糕[此處幾個詞沒聽清]，新的高樓大廈和起重機向每個方向伸展著。
紐約般的時尚就在重慶市中心繁華地帶顯現。發展已使不少重慶人變得富有。
人權組織撰文說這樣巨大的差距對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來說是一個大問題。
要看原因很容易，就在離鬧市幾條街的不遠處，周在那里住著。在那非常小的空間里，[此處又一半句，]他跟他的弟弟兩個人一起睡在一張雙人床上。
“我在老家的房子比這個好得多，有兩層，一層有四間屋子，二層也有三間屋子。”
那為什么還要呆在城市里呢？答案很簡單，“在老家，我一年只能掙一千八百塊，但在這里每年能掙一萬多塊，這個差別有五倍不止。我想我再也不會回老家了。“
每天早上七點，周就出來街上找活干，十年來他都是這樣過的，遠離妻子和十六歲的兒子。跟其他數百萬農民工一樣，他也沒有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
[又一處不明]像他這樣只是中國幾百萬個家庭中的一個。
（中國農業大學Ye Jingzhong）“對于這樣的農民工來說，家庭已經分散了，不是離婚這樣的破散，但事實上，在民工流動中會有一段時間出現沒有一個完整的家庭的情況。”
在找了半天之后，周在一家工地上找了個挑水泥的活，掙了五美元。他說，跟其他工友一樣，相比于賺錢來說，長久地離家在外就不那么重要了。
“當我在城市里忙著掙錢的時候我就不會怎么想家，但是當家里農忙的時候，我就會很擔心妻子在田里太勞累。”
周的老家就離重慶約100英里（約160公里）的地方，但是周只在每年農忙的時候回家來幫幾次忙。
（周喜明的妻子李桂榮）“當我丈夫不在家的時候，我會養豬啊，養雞啊，也可能去種些田，但總的來說我不會去種田的。”
她不是唯一的，當地90%的壯年男子都不在家，留下來種田的只有老人，小孩，特別是女人。這樣的情況在中國還有很多。
“我當然會感到孤獨，特別是當丈夫不在的時候有時候會感覺很沮喪。”
中國婦女的角色已經發生了大變化[一詞不清]。中國自殺的比率是美國的兩倍，但不像西方婦女的自殺比率比男子高25%,男子自殺率比婦女高得多。
他們的兒子讀的是寄宿學校，所以吃午飯的時候就只有他妻子一個人。
“他們沒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所以會缺乏家庭教育，”Ye Jingzhong說，“其中一個就是孩子會更早認識到錢的重要性，他們會想'如果我能逃學的話，我也就能去城市里掙錢'，錢對他們來說是如此重要，他們也許會想，跟掙錢相比，讀書沒什么用。”
吃過午飯后，村子里的其他婦女就會在這個院子里小聚一會再去勞作。這些婦女里面只有少數幾個會識字寫字，在這樣貧困的村莊里，受教育對他們來說從來都只是奢望。
李只上過一年學，因此，就算傾家蕩產也要讓孩子在學校念書，周在城里當棒棒掙的錢就用來供孩子上宿舍學校。
“根本上說，如果我丈夫不在城里打工掙錢的話，我的兒子就沒機會去上學，這就是為什么他要在城里。為了讓孩子能上學受教育，這樣以后他就不用再在田里干活了。”
“我丈夫在外頭工作掙錢，現在我們就能夠糊口，這非常重要，否則的話，我們會擔心生活怎么維持，那種擔心比讓希望他呆在家里的感覺還要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