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講者介紹：Richard?Hamming，前貝爾實驗室著名計算機科學家，美國the?Naval?Postgraduate?School?in?Monterey教授。1968年因其在“數值方法，自動編碼系統，錯誤檢測和糾錯碼”方面的貢獻獲得圖靈獎。Richard?Hamming，習慣性中文譯作理查德•海明，1950年發明了“海明碼”，可以檢驗出兩位錯誤并修正一位錯誤，是每個計算機專業學生的必修內容。 這是Richard?Hamming于1986年在貝爾通訊研究中心給200多名Bellcore的科學家們所做演講。

??? 我演講的題目是“你和你的研究”。這不是有關研究管理方面的，而是關于你如何獨自做研究的。我也可以作別的方面的專題演講–但是不，今天是專門談你。我不是談什么平常的“車轱轆轉”（runofmill）的研究，我是談重大的研究。并且，為了描述重大的研究，我將時常要談及相當諾貝爾獎那一類的“大事”。這和獲獎不獲獎無關，我指的是我們認為有重大價值的事情。如相對論，香農(Shannon)?（信息理論之父）信息論，以及其他杰出的理論?—?這就是我要講的。

那么，我是怎樣搞起這樣的研究的呢？還在Los?Alamos(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Los?Alamos?National?Laboratory的所在地，1943年由能源部為研制原子彈而建立）的時候，我負責運行有關計算機方面的事，以便那些科學家們、物理學家們可以去干他們的（大）事了。我無非是個“跑龍套”的。盡管我在身體上與他們無異，但我還是與他們不同。說實話，我挺嫉妒的。我見過Feynman?(1965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我見過Fermi和Teller，我見過奧本海默，尤（里烏斯）•羅伯特(Oppenheimer)(19021967美國原子物理學家,?原子彈計劃主持人)，我見過貝蒂(Hans?Albrecht,?1906,?美國物理學家,?曾獲1967諾貝爾物理學獎)—他就是我的“老板”。我見過不少非常有才能的人，我于是有興趣去了解自己與那些正在做事和已經成事的人之間的差別。

當年我剛到貝爾實驗室的時候，我進入到了一個碩果累累的部門。Bode是那時的部門頭，香農(Shannon)也在那里。我一直問自己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和“差別是什么”。我于是去讀有關的傳記、自傳，去問他們這樣的問題：“你是怎么干起來這樣的事的？”?我試著搞清差別是什么。這就是今天要談的內容。

那么，為什么這樣的話題重要呢？那是因為，就我所知，你一生只有一次生命。即使你相信來世，那也無助于你對待來世的“來世”！為什么你不在這次生命中就做一些意義重大的事呢，不管你是如何定義你的“意義重大”？我不會去定義它?—?你懂我的意思。我將主要談論科學，因為這是我研究的領域。盡管就我所知，別人也多次告訴我，我所講的（道理）也適用于其他很多領域。盡管杰出的工作在很多不同的領域里都具有相同的特點，我還是將我自己限定在科學的領域。

為了讓你感覺到專門針對你個人的，我必須使用第一人稱。我必須讓你拋開謙遜并對自己說：“對，我想做一流的事。”?我們的社會會對那些著手去做像樣的事的人皺起眉頭，他們會懷疑：“你是那塊料嗎？運氣會光顧你嗎？或許你僥幸做成某件大事。”?好吧，隨這些閑言碎語去吧。我要說的是：你為什么不現在就動手去做一點大事呢？！你不用告訴別人，但是你可以告訴你自己啊：“對，我就是喜歡做一些重要的事。”

為了達到第二個層次，我自己也得放下謙遜并以第一人稱來談我見識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以及我聽到什么。我會談及一些人，其中一些你們認識，但我相信當我們離開的時候，你們不會把我的話當成“話柄”到處說事兒。

請讓我從心理學的角度開始，而不是邏輯的。我主要不贊成人們認為重大科學成果是因運氣而成。要說什么事情都和運氣有關。但是，想想愛因斯坦，看看他做了多少不凡的事，那全都是運氣使然嗎？難道就沒有一點可重復性？想想香農，他不僅僅搞了信息理論，多年以前他就做了一些別的好的事，以及為確保密碼學不被攻破而無法公開的其他一些技術。他可做了不少的好事。

你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個“好”人不只做一件“好”事。但有時一個人一生就做一件事，關于這一點我們一會兒再談，只是更多時候是存在可重復性的。我堅持認為運氣并不推及所有的事。我在此引用巴斯德(Louis?Pasteur，19世紀法國化學家)的話：“運氣只光顧有準備之士。”?他的話說出了我心里所想。的確有運氣的因素，同時也有沒有運氣的成分。有準備之士早晚會找到重要的事并去做它。所以，的確，是有運氣。你去做的那件特定的事是偶然，但是，你總歸要做某事卻不是(The?particular?thing?you?do?is?luck,?but?that?you?do?something?is?not)。

舉一個例子，我當初來到貝爾實驗室，和香農共用一個辦公室。他在那間辦公室搞出了他的信息理論的同時，我也做出我的編碼理論。真有點奇怪，我們兩人居然在同一辦公室、同一時刻做了這些“事”—在某種氣氛中。你可以說：那是運氣。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問：“但是為什么那時所有在貝爾實驗室的人只有我們兩個做了這事呢？”是的，那里面部分是“運氣”，部分是“有準備”。“部分”一概念也是我后面要談到的另一問題。所以，盡管我會不時提及“運氣”這個問題，但我不會把運氣這東西看成與你的工作出色與否有沒有關聯的的唯一砝碼。我主張即使不是全部你也要對“運氣”有部分掌控。最后我引用牛頓對此的原話：“如果別人也和我一樣努力思考的話，那么他們也許會得出差不多的結論。”

包括許多（大）科學家在內的很多人所具有的一個特質，如你所見，就是通常在他們年輕的時候，他們具有獨立的思維并有勇氣去追求。舉一個例子，愛因斯坦，大概在他12或14歲的時候，他問自己：如果我有光速那么快，那么光波看起來是個什么樣子？現在他知道了光電理論告訴你不可能有穩定的局部極大(local?maximum)，但是你隨著光速移動，你就能看到局部極大(local?maximum)。他能在12或14的時候就難能看到這樣的“矛盾”—所有的事物在光速條件下看起來不一樣。是運氣使得他最后創造了相對論嗎？(那是由于)他早就開始積累對此問題的思考。這，就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所有這些就是我要談論的“運氣”和“非運氣”。

那么，把很多聰明的頭腦都湊在一起會怎樣？這主意聽起來不錯。這屋子里的聽眾們大概都具有從事一流工作還富余的頭腦。“有頭腦”可用不同的方式來衡量。在數學、物理、天體物理方面，一般來說，頭腦在很大程度上與處理那些“符號”有關。因此標準的IQ測試就能測定出他們的高智商程度。但另一方面，在其他領域里有點不同。舉個例子，Bill?Pfann，此人發明了區域溶化(zome?melting)理論，有一天走進我的辦公室。他那時只是模模糊糊地有了一些想法和提出了一些式子。當時我非常清楚此人不太懂數學，而且有點“茶壺煮湯圓—有話說不出”的意思。但我覺得他的問題挺有意思的，于是我就把他的問題帶回家琢磨了一下。我最后教他如何使用計算機以便幫他計算自己的答案。我給他提供了用數學計算的動力，他于是徑直干了下去，他們自己部門的人都沒人理解他。終于他收獲了在此領域里的全部聲譽。只要他有了一個良好的開頭，他的膽怯、他的不熟練、他的含糊不清都會消失。他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更強了。當然，他也更加融會貫通(articulate)。

我還要舉另一個人的例子，希望他不在場。一個叫Clogson的家伙。我遇到他的時候正值我和他一起在John?Pierce（貝爾實驗室研究總監，在通信理論、電子光學和行波管研究方面有突出貢獻。）小組一起攻克一個難題，我那時可沒覺得他有肚里沒有什么料(I?didn’t?think?he?had?much)。我問那些和他同過學的同事們：“他在學校里就這德性嗎？”“是的”，他們回答。那好，我還是把他辭退了吧。但是John?Pierce明智地把他保了下來。Clogston最終做成了Clogston?Cable?(想想吧，能以他的名字命名東西的人是什么牛吧)。他并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一次成功給他帶來了自信和勇氣。

成功科學家的重要品質之一就是勇氣。一旦你鼓起了自己的勇氣并相信自己能解決重要的問題，那么你就行。如果你覺得你不行，幾乎肯定你不會去做。勇氣就是香農（Shannon）所擁有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想一想他的主要定理。他想建立一種編碼方法，但是他并不清楚如何做，所以他搞了一個隨機碼(a?random?code)。然后他又卡了殼。然后他問了一個“不可能”的問題：“一個平均隨機碼（the?average?random?code）會怎樣？”?他于是去證明了平均碼(average?code)是arbitrarily?good，并且因而一定存在至少一個好的編碼。除了一個擁有無限勇氣的人，還有誰膽敢有如此勇氣想此所想!?這就是偉大的科學家的品質—他們有勇氣。他們不管周圍境況，勇往直前；他們思考、思考、再思考。

年齡是另外一個自然科學家們（physicists）擔心的因素。他們總是說你要做就得趁年輕，否則就別做。愛因斯坦做事就早，所有的量子理論的同仁們做他們的“事”的時候都早得嚇人（disgustingly?young）。大多數數學家、理論物理學家，以及天體物理學家都在他們的早年作出了我們公認的他們最好的成就。這并不是說他們歲數大了以后就不能做有益的工作，只是我們認為他們最有價值的事是他們年青的時候所為。在另一方面，在音樂、政治和文學方面，通常的情況是，那些我們仰慕的大作品往往出爐較晚。我不知道你的情況適合以上的哪種情況，但年齡總是有影響。

就讓我說說為什么年齡產生那些影響。?首先，如果你干得不錯的話，你就發現你被拉進了各種各樣的委員會，然后你就沒法做更多的事了。你也許發現你就和我見到獲諾貝爾獎時的布拉頓(Brattain,?美國物理學家,?曾獲195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差不多。頒獎的那天我們全都聚集Arnold大廳（Arnold?Auditorium），三個獲獎者都上臺發表了演講。第三個是布拉頓，他差不多噙著淚水說：“我知道這個諾貝爾獎的影響但我不會讓它影響我。我會繼續保持做個好的老瓦爾特.布拉頓。”?我于是對自己說：“說的真好！”。?但是僅僅幾周的功夫我就看見（諾貝爾獎）對他產生影響。現在他只能對付那些“偉大的”的問題了。

當你成名后再做一些“小”事就難了，香農（Shannon）也難逃此運。有了信息理論(information?theory)，你還能有什么“招”讓人叫好呢？（ingot的建議太妙了！受用。譯者）那些偉大的科學家也經常犯這樣的“暈”。他們未能繼續燃燒心中本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They?fail?to?continue?to?plant?the?little?acorns?from?which?the?mighty?oak?trees?grow）。他們想一下子做成一件大事。這并不是事情的本來面目。所以，這解釋了為什么你明白一旦成名太早你就往往“廢”了（sterilize?you）。實際上我要給你我多年的最愛的例子：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比起其他的學院，在我看來，已經毀了無數好的科學家，你只要比比那些科學家去“普高”之前和之后的成就就可以分辨這點。他們進去之前可謂超級牛（superb），出來之后就變得一般牛了(only?good)。

從這又引出工作條件的話題，也許有點次序顛倒。多數人想的是最好的工作條件。非常清楚，事實并非如此，因為人們常常在條件不好的時候富有成果。劍橋物理實驗室有史以來最好的時期恰逢他們實際上是最簡陋的時期—他們做出了有史以來最好的物理。

我給你一個我個人生活的故事。早些時候，對我來講似乎表明貝爾實驗室不像是常說的搞二進制的計算機程序的人聚集的地方。的確不是。但是每個人的確就是這樣做出來的。（貝爾實驗室自1925年成立至今，科學家們共獲31000多項專利，他們中的11人獲諾貝爾獎，他們中的其他人選擇獲得別的獎或其他的東西。）我本可以去西海岸找個什么飛機公司的差事也不是什么問題，但是貝爾實驗室的人是些讓人興奮的人，而那些飛機公司的同仁不是。我想了好長一陣子，我去還是不去？我一直在想兩全其美的是。最后我對自己說：“Hamming，你一直想計算機能做任何事，為什么你不能讓他們寫程序？”?首先跳進我腦海的是“毛病”，并促使我非常早的進入自動程序系統。所以，那些看起來像缺陷的東西，通過換位思考，常常變成你可能擁有的最有價值的財富。但你似乎不太可能頭一次看到它時就說：“哇塞，我不可能召集足夠的程序員，那么我怎能搞成任何大事呢？”

這類的故事多的是。Grace?Hopper?(Grace?Murray?Hopper?是共享代碼庫、編譯器驗證軟件以及編譯器標準的使用的早期倡導者。促進了計算機科學的發展,促成了COBOL的產生)?也有一個。我想只要你用點心你就能明白，偉大的科學家常常通過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就能把瑕疵變成財富。例如，許多科學家每當不能解決一個難題時，他們終究轉而去研究為什么“不能”的問題。他們然后反過來看問題：“本來嘛，這才是問題所在。”?于是，就有了一個重要的結果。所以，理想的工作條件非常奇特—你想要的往往不是對你來說最好的。

現在來談談驅動力的問題。你觀察到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都有驚人的動力。我和John?Tukey?(1973年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在數學和統計學理論方面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為統計學在物理學、社會科學和工程學方面的應用做出了突出貢獻)?一起工作了10年，他一直動力十足。大約我加入三、四年后的一天，我突然發現John?Tukey比我還稍年輕一些。John是個天才，我顯然不是。我于是沖進Bode的辦公室，對他說：“像我這“把”年紀的人如何能和John?Tukey了解得一樣多？”?他向后靠在椅子上，把手放到腦后，咧嘴笑道：“如果你知道這些年像他一樣努力的話你就能了解多少，你會大吃一驚的。”?我無地自容般地逃出了他的辦公室。

Bode實際上是這意思：知識和創造的成果就像利滾利(compound?interest)。假設兩個人擁有幾乎一樣的能力，其中一個人比另一個人多干十分之一的活，他將多產兩倍。你知道得越多，就學得越多；你學得越多，就做得越多；你做得越多，機會就越多。這特別像“復利”。我不會給你一個“利率”，但是那是非常高的利率。假設兩個人的能力一模一樣，其中一個人設法日復一日每天都思考一個小時，那么他的一生的“產能”將是大大的提高。我把Bode的話記在心里。這些年我花了相當的功夫試著再努力一些，結果我發現，實際上我能做更多的工作。我本不愿在我太太面前說，但我得承認，我有時忽視了她。我得鉆研。如果你一心想做成某件事，有時你不得不對另一些事視而不見。對此毫無疑問。

有關動力，愛迪生說：“天才是99%的汗水加1%的靈感。”這也許有點夸張，意思卻是說，扎實的工作，長此以往，會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工作。干成大事非的下功夫不可，而費腦力功夫使得“活”難上加難。這就是癥結，使錯了勁，你便一事無成。我常思量我那么多在貝爾實驗室的朋友們，工作努力的程度與我相比有過之無不及，為什么他們難成正果(didn’t?have?so?much?to?show?for?it)？有勁瞎使是個很嚴重的問題。玩命工作是不夠的—好鋼要用到刀刃上(it?must?be?applied?sendibly)。

我還得說說另一個性格方面的特點，那就是“似是而非”。我可是花了好一陣子才搞明白其重要性的。大多數人愿意相信世上萬物非此即彼，“是”“非”分明。大科學家們卻能很大程度地容忍“似是而非”。他們充分相信（自己的）預測，靠思想前行；他們保持足夠的警覺，隨時挑出其中的錯誤和瑕疵，以便超越舊有理論，去創造新的替代的學說。如果你過于相信，你將無暇留神其中的破綻；如果你過分懷疑，你甚至將無從起步。這需要一個良好的平衡。多數大科學家非常清楚為什么他們的理論是真知灼見，同時也知道哪里還有些小毛病，不敢忘懷。達爾文在他的自傳里記載了他發現的每一處與他的信條相抵觸的跡象，非如此，那些“證據”就會從他腦海里消失。每當你發現明顯的毛病，你最好保持敏感并跟蹤那些東西，緊緊盯住看看你能否解釋或者調整你的理論去適應（這些“毛病”）。大成就大多如此。所謂大成就并不是指那些靠多加一位小數點搞成的東西，而是指那些投入感情的的事情。大多數大科學家們完全將他們自己融入課題之中，而不能完全投入的人鮮有做出杰出的、一流的成果的。

再者，感情投入還不夠，這顯然是一個必要條件。我能告訴你其中的理由。每一個研究了創造力的人都會認為“創造力從你的潛意識而來”。不知怎的，突然之間，靈光乍現（there?it?is!），說來就來。當然，我們對潛意識知之甚少。但是你非常清楚的是，你的夢也來自你的潛意識。并且你也意識到，在相當程度上你的夢是你白天的再現。如果你深深地癡迷并投入到一個問題中去，日復一日，你的潛意識除了除了干這活也不會干別的。然后，你在某個早晨，或某個下午（哈…,譯者注）一覺醒來：有啦！(and?there’s?the?answer.)?對于那些個不能投入到當前的事情上的人來說，他們的潛意識此時不知在哪兒磨蹭呢，憑何指望有什么好結果？所以，做事情的法子就是：如果你找到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你就不要讓任何別的事情成為你注意力的中心—你思你所思(you?keep?your?thoughts?on?the?problem)。保持你饑餓的潛意識使它想你所想，然后你就可以安心地睡覺，靜等天明，答案便不取自來。

現在聊聊Alan?Chynoweth(演講當天的主持人，好像是光纖通信大牛，譯者注)提到我老是和搞物理的那幫人一起吃飯。我在此之前是和搞數學的人一塊吃飯的，但我發現我已經了解了不少數學的東西，所以，事實上我所學甚少。物理學的飯桌那邊，如他所說，的確是有點讓人興奮。但我認為他對我的貢獻有點夸大其詞了。聽Shockley?(195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Brattain?(195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Bardeen?(1965、1972年兩度物理學獎獲得者)、J.B.Johnson?(物理學家，噪聲方面專家，發現熱燥聲，Johnson?noice)、Ken?Mckay?(沒找到背景的反正均為大牛科學家)還有其他人聊，我興趣盎然，收獲頗豐。但是可惜的是，諾貝爾獎、提升接踵而至，剩下我們這些“沉渣”而已。沒人想要這些殘渣剩飯，因此，和他們吃飯何益？

挨著物理學的飯桌的是化學那幫人的飯桌。我曾和其中一個家伙一起干過，Dave?McCall，?那時他正和我們的秘書眉來眼去的呢。我走過去對他說：“我能加入你們嗎？”?他們還能說不嗎。所以我就和他們那幫人吃了一陣子飯。我開始發問了：“什么是你們哪個領域的重要的事呢？”?一個多星期以后，另一個問題：“你們正在搞什么重要的課題呢？”?有過了一段時間后：“如果你們干的事情不那么重要，如果你們不認為那將導致重大的結果，那你們還在貝爾實驗室搞它干嘛呢？”?我于是從此不再受歡迎。我得再找別的人去吃飯了了！那還是在春天。

到了秋天，Dave?McCall在飯廳堵住我對我說：“Hamming，你的話一直讓我記著。我想了一個夏天，比如，什么是我的領域里重要的問題。我并沒有改變我的研究，但是，這思考是值得的。”?我然后說：“謝謝你，Dave。”轉身走了。我注意到幾個月以后他成了他們部門的頭，我注意到有一天他成了國家工程院的院士(member)。我注意到他成功了。我可沒聽說過他們那個飯桌上的還有其他人在科學和圈子里被提起過。他們沒能問自己：什么是我這個領域里的重要問題？

如果你不去搞那些重大的問題，你就沒法干那些重要的活。十分顯而易見，大科學家細細地從頭到尾考慮過在他們那個領域里的諸多重要難題，并且隨時留神考慮如何攻克那些難題。我得提醒你，說“重要/大問題”得留神。在一定的意義上，當我在貝爾爾實驗室的時候，那三個在物理方面的突出難題，從未被好好研究過。所說重要，是指可以獲得諾貝爾獎以及你能談及的任何金錢的程度。我們未曾搞過(1)時間旅行；（2）遙距傳遞(teleportation)；（3）反引力(antigravity)。?他們不重要，是因為我們沒法對付他們。一個問題，不是僅僅因為解決以后能帶來什么后果而重要，你必須有辦法對付她才行(It’s?not?the?consequence?that?makes?a?problem?important,?it?is?that?you?have?reasonable?attack)。當我說多數科學家沒有做那些重要的工作，我是指這個意思。

我前面說到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planting?acorns?so?that?oaks?will?grow)”之類。又不可能總能清楚結果在哪，但你卻能在那些可能“有戲”的地方充滿活力。甚至即使你相信大的科學就是一些運氣什么的，你仍要站到電閃雷鳴的山頂,?而不必藏在你感覺安全的峽谷。話雖如此，眾多科學工作者畢生仍只例行公事般地從事“安全”的工作，所以他/她“產出”有限。就這么簡單：如果你要干大事，你必須毫不遲疑地(clearly)去干重大難題，而且你得有個想法。

順著John?Tukey和其他人主張的思路，我最終采用了我稱作“重大思考時間”“制度”。當我周五去吃午飯，我此后只會討論重大思考。所謂重大思考，我是指那些諸如“計算機對整個AT&T會成為什么角色”，“計算機怎樣改變科學界”的問題。舉個例子，我那時注意到十分之九的實驗是在實驗室做的，但只有十分之一是在計算機上做的。我有次專門跟一個副總裁談了我的看法：事情得反過來。比如十分之九的的試驗應該在計算機上做，剩下十分之一留給實驗室。他們早知道我是數學狂缺乏現實觀。我知道他們錯了，并且隨著越來越證明我對，他們自然就越來越錯了。他們在不需要的時候建起了各種實驗室。我發現計算機正改變著自然科學，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問自己：?“計算機會給科學什么影響，我能怎樣改變（影響）？”?我再問：“這如何影響貝爾實驗室呢？”?我有一次發表高見，用同樣的方式，指出一半以上的貝爾試驗的人在我離開之前將會離不開計算機或相關。現在你們已經看到結局了。我發奮思考：我的領域向何處去，機會在哪里，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值得做。讓我繼續下去，就會有機會做點大事。

多數大科學家牢記很多重大問題。他們約有一二十個大問題想方設法去攻克。每當他們發現一個新想法出現的時候，你就會聽到他們說：“唔，這個與該問題有關。”?他們于是拋開其他一切，全攻此問題。現在我要說一個可怕的故事，我聽來的，不擔保其真實性。我當時坐在機場候機廳正和一個在Los?Alamos的朋友談論關于在當時歐洲發生的裂變實驗多幸運，因為這使得我們在美國這兒能搞原子彈。他說：“不。在伯克利(Berkeley)我們已經收集的不少的數據。我們之所以沒能推導出來，是因為我們正在建造更多的機器設備，如果我們推導出來那些數據的話，我們就能發現裂變。”?他們讓到手的鴨子飛了。機會稍縱即逝！

偉大的科學家們，一旦機會來臨，他們便緊追其后并且決不言棄。他們放下其他一切。他們擺脫掉其他事情，緊追一個想法不放手，因為他們已經有了通盤的考慮。他們的思想是時刻準備著的，看見機會就緊跟其后。當然，很多時候也不能奏效，但是你并不需要如此“安打”多次就能做一些大的科學。就這么簡單。一個主要的訣竅就是活得長一點。

另一個性格特點，我一開始并沒注意到。我注意到以下這些事實：有人“閉門造車”，有人“開門迎客”?(people?who?work?with?the?door?open?or?the?door?close)。我觀察到，如果你把辦公室的門關起來，你今兒或明兒就能多干點，你也會比別人多出不少的活。但是，10年以后就未必了。你不知道干了點什么值得干的事兒。那些把門敞開的人的確是受了很多的打擾，但他也不時地獲得些線索，了解這世界是什么或什么更重要。好了，我是無法證明何為因何為果，因為你會說：“關門造車”意味著“封閉心靈。”?我可不知道。只是我可以說，那些敞開了門干活的人和最終成就了大事的人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即使你關上門多使勁地干也無濟于事。反而，他們看起來干得有點不對勁—也不是太不對勁，但足以不成氣候。

我想談談另一個話題，那是從大家都知道的歌詞里來：“你做什么無關緊要，你怎樣做才緊要。”?我從自己的一個例子說起。當年正值關注二進制的日子里，我著迷似的搞著數字電腦(digital?computer)，其中一個問題最好的模擬計算機也無能為力。后來我得到了一個結果。我仔細考量了之后對自己說：“嗨，Hamming，你知道你得就這個軍事方面的活向上打個報告。你花了那么多的錢可得能說明問題在哪啊，每一個主張模擬裝置的人都等著看你的報告以便挑你的毛病。”?老實說，我是用對付一個相當“土”的方法去算那些積分的，但我居然也得到了答案。我終于明白了事實上這問題不在于就是找到了答案，關鍵在于首先證明了它，在此之上，我能用一個數字電腦戰勝“模擬電腦”，而且在它自己的領域。我然后修改了那個解決方案的法子，創立了一個相當一流的理論。那個公布出來的報告就有一個后來好多年以后公認的“Hamming’s?method?Integrating?Differential?Equiations（“哈明XXXX法”，哈哈，誰愿意怎么翻就怎么翻吧）這個現在說起來可能有點陳康爛谷子了，但是當時可火了一陣子。就是稍微改變了問題本身，我創立了一個好的、漂亮的理論。

同理，當早年在頂樓用機器（再次提及的“機器”均指計算機。那個年代，計算機不是我們看到的樣子）的時候，我在攻克一個又一個難題，成功的居多失敗的少。周五弄完了一個問題回到家里，卻奇怪我并不快活—我很沮喪。我看到生活就是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又接著另一個問題。想了相當長一陣子后，我決定：不，我得對各種“產品”進行“批量生產”，我得考慮所有“下一步的問題”，?而不是僅僅眼前的問題。通過改變提問，我仍得到了同樣甚至更好的結果。我去著手主要問題：我如何才能在我不知問題是什么的時候攻克機器（計算機）并做些“未來的問題”？我要如何為此做準備？我要怎樣做才能站到計算機之巔？我要如何遵從牛頓的法則？他說：“如果我能比別人看得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旁上。”?而現如今，我們（僅）站在相互的腳面上！

你應該以這樣的方式去干你的活：你的工作成為別人工作的基石！于是別人就會說：“看哪，我站在他的肩膀之上，我看得更遠了。”?科學的本質是積累！通過稍微改變一下問題，你就能常常作出非常好的的活，而不是一般好的活。我再也不去做相互孤立的問題，除非它能代表某一類問題的共性。我決不再去?解決單一的問題。

現在，如果你是個不錯的數學家，你會明白，可擴展性意味著解很簡單(顯然我不是。謝謝ingot的更正）那是他要的問題，但是這是問題如此這般的特征。對啊，我能用高明得多的方法攻克整個這一類難題，因為我尚未被那些細節所困擾。”?抽象化的方法通常能夠簡化問題。更者，我丟掉(file?away)細枝末節，只準備將來的問題。

為了結束這部分，我要提醒你：“好工匠不怨家伙式—一個有用之才與其工作的問題相處融洽，無論他得到什么，并且盡力而為爭取最好的解決結果。”?我還要建議，通過改變問題，通過從不同的角度看事物，在你的最終成果中，你總能成就相當程度的不同尋常，因為，你要不然能以此方式做事—讓人們確實在你的成果的基礎上有所建樹；要不然只能以彼方法干活—下一個人不得不把你干的活從頭再來復制一遍。這不是僅僅一個作業的方法，這是你寫報告的方法，你寫論文的方法，以及整個態度。做更廣泛的、一般的工作就像做一個個案一樣容易，并且會更加有驚人滿意的結果和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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