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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IT蟻族:蝸居和逃離

          Posted on 2010-03-18 09:01 啥都寫點 閱讀(135) 評論(0)  編輯  收藏 所屬分類: others

          IT蟻族面臨的選擇:堅守還是逃離?

          2010年3月4日,下午6點,北京。

          手機系統程序員姚魯揉了揉雙眼,收起電腦,準備下班。他站起身伸了個懶腰,穿好外套,腦中頓已有了旅行路線:公司在國貿,他在回龍觀租房,兩地相距27.5公里,乘坐地鐵1.5小時,公交車這個時間點要4小時以上。

          軟件外包工程師謝寒霜已經坐在651路公交車上,目的地是西北方向的肖家河,那里有間300塊錢一個月的平房,是他在北京的家。在晃晃悠悠的公交車上,他想著今天的晚飯是到路口的成都小吃要一碗魚香肉絲蓋飯,還是到樓下的山西面館去吃刀削面。

          此時,在距離北京986公里的安徽利辛縣城,26歲的劉亮正在大街上找網吧。在這個有名的國家級貧困縣,網吧這種高科技的玩意似乎并不好找。他想查查國家公務員考試的成績,還想看看安徽省的公務員考試是不是開始報名了。在回到安徽老家之前,劉亮是一只滬蟻,白天在上海徐家匯的百腦匯賣電腦,晚上蝸居在4平米的格子里過夜。

          2006年,謝寒霜、姚魯、劉亮相繼從大學畢業后進入IT行業,謝寒霜做技術,劉亮做銷售,姚魯則既做過技術又做過銷售。20年前,大學生是天之驕子; 10年前,做技術、賣電腦的叫IT精英; 如今,他們只有一個身份蟻族。

          尋夢北京

          2009年末,青年學者廉思定義了蟻族這樣一個群體名稱,即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從名稱可以看出這一群體的三大典型特征: 大學畢業、低收入、聚居。廉思認為,以教育背景為門檻把北漂劃出一部分,可以提醒社會注意這一生活在大都市邊緣,數量還在不斷膨脹的群體。

          廉思和他的團隊歷時兩年,對北京的蟻族現象進行了調研,并于2009年底出版了一份29萬字的《蟻族大學生聚居村實錄》。在這本書以及各大媒體的報道中,謝寒霜驚奇地發現,與自己相似經歷的年輕人竟然這么多。而唐家嶺、肖家河、小月河、馬連洼這些地方,現在都被稱為大學生聚居村。

          從謝寒霜現在租住的肖家河再往北走10公里,就是現今聞名遐邇的唐家嶺,這個原本只有3000人的小村莊,如今已經聚集了5萬以上的外來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工作不滿5年的大學畢業生。

          剛到北京時,謝寒霜就住在唐家嶺。2006年8月,他從石家莊一所二本院校的計算機專業畢業,工作卻始終沒有著落。一天,有個親戚告訴他,大連的軟件外包行業很火,建議他過去試試。

          當時,軟通動力正籌劃著進軍日本外包市場,在大連辦了一個對日軟件外包培訓班,只要培訓合格就可以成為公司的正式員工。謝寒霜覺得機會確實不錯,就交了8800元的學費。4個月的培訓,主要內容是日語和一些針對大型服務器的程序設計,包括IBM RPG和Cobol語言。因為有工作壓力,謝寒霜比在學校時多了一千二百分的認真。

          后來,雖然他們中80%的人都通過了培訓考核,但卻被告知沒有一個人能留在軟通動力。因為直到他們培訓完,軟通動力也沒能從日本接到外包項目。由于有約在先,軟通動力承諾全力為他們推薦工作,不過大連沒有機會了,他們必須去北京。

          蟻族宿命

          2007年初,謝寒霜背著一個大書包,揣著一張銀行卡,坐了11個小時的硬座,從大連到了北京。一到北京站,一宿沒睡的謝寒霜就被人領上了城鐵,昏昏沉沉地換乘地鐵和公交,到目的地時,已是中午。

          在他面前的,就是唐家嶺。

          這哪里算是北京啊,真是臟亂差!回憶起當時所見,如同昨日: 狹小的街道上,車輛來回穿梭,裹起一團團的塵土; 街邊是各種各樣的小店,有的店招牌已經掛了很久,隨風搖搖欲墜; 租房的小廣告貼滿了電線桿和目力所及的墻壁,抬起頭,還是大大的廣告牌,寫著招租二字。謝寒霜沒走幾步路,不知從哪兒飄來的一個白色塑料袋纏在了腳底。

          在蜿蜒的小巷子里繞了五分鐘,來到他未來的屋子里,謝寒霜一下就愣住了空蕩蕩的屋子里只有一張上下鋪,其它的擺設都沒有。這樣的一間房,每月的房租是280元,他和一起來北京的同學平攤。簡陋的居住環境意味著低廉的生活成本。錄用他的是一家IT公司,每月工資不到2000元,這么點錢,我只能住在唐家嶺。于是,謝寒霜開始了自己在北京的蟻族生活。

          幾個月后,姚魯也搬進了唐家嶺,他畢業于防化指揮工程學院,學的是經濟。為了當時的女朋友,姚魯決定留在北京工作。他驚奇于北京還有性價比這么高的地方,三四百元就有一個單間,三五塊錢就能填飽肚子,18塊錢就能吃上一頓自助羊肉火鍋。

          和謝寒霜一樣,學校和專業也讓他在求職時四處碰壁。我們這些人,似乎一畢業就注定了要當蟻族。這是謝寒霜和姚魯共同的無奈。

          蝸居IT

          如果不是因為靠近上地軟件園,唐家嶺不可能變成這么大規模的聚居村,謝寒霜說。其實,大多數蟻族選擇唐家嶺的首要原因是上班方便,其次才是房租便宜,因為他們的工作地點基本都在上地和中關村地區。

          謝寒霜在北京找工作的過程很順利,面試的第一家公司就接收了他。軟通動力推薦的公司還算靠譜,SJC算是當時對日外包實力較強的公司之一。

          而在記者對蟻族群體進行的訪談中,雖然被訪者在大學的專業五花八門,從事的工作類型也不盡相同,但大多數都與IT產業有關聯,要么身在IT類公司,要么從事IT類的技術工作。到底是什么吸引著茫茫蟻族甘心蝸居在IT產業中呢?

          欲望的城市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張鳴這樣歸納蟻族不能離開北京、上海和廣州的原因他們多為三流大學的畢業生,大學教育對他們來說可能只是長了一點見識,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時間。這樣的大學生缺乏核心競爭力,他們在就業時很難找到工作。

          蟻族們的家鄉大多在鄉村和非中心城市,吸納就業的能力十分有限,父母無權無勢,回去基本很難出人頭地。大學生無論是心理上還是體力上都難以接受藍領工作,因此,找到底層的白領工作,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城市還是最佳選擇。

          如果對比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幾個大城市,IT產業最集中、用工量最大的就是北京。IT職業教育專家金鵬這樣分析,上海是金融業中心,珠三角則是傳統制造業聚集地,更需要技術工人而不是大學生。在《計算機世界》記者的調查中也發現,雖然在上海、廣州以及一些二級城市的大學城和郊區的城中村也有低收入大學畢業生存在,但他們的分布卻較為分散,大規模聚居的特征并不明顯。在北京,蟻族則主要聚居在北部的海淀區和昌平區,在南部的豐臺區、西部的石景山區、東部的通州區也有小范圍的聚居現象,但從人口數量和集中度上講,5萬人的唐家嶺可謂僅此一例。

          蟻族聚居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地和中關村。《蟻族》一書副主編丁誠說。尤其是2009年,國務院批復設立 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北京市批復在海淀區設立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核心區后,這里有以聯想、用友、百度為代表的高新技術企業兩萬余家,每年新產生創業企業3000家。

          丁誠曾在上地信息產業基地內做過調研,這里聚居了2000多家企業,就業人數超過10萬,但適合低收入者居住的地方卻屈指可數。根據記者的調查,上地一套兩居室的每月租金已經要3000元左右,往南就是寸土寸金的清華、北大、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在上地和中關村工作的蟻族們只能繼續向北找住處,唐家嶺、土井村的聚居狀況就此形成。

          唐家嶺之所以迅速膨脹到今天的5萬人,和上地附近的樹村、馬連洼、東北旺等城中村先后改造和拆遷不無關系,使其成為中關村軟件園及上地信息產業基地附近的最后一個大型城中村。從這一點上說,蟻族被發現還有很大的偶然性。丁誠說。

          白領的假面

          金鵬發現,隨著近幾年軟件外包的興起和大量增值網站的建立,IT行業所提供的就業機會一直都排在各大行業前列。這些行業既是技術密集型也是勞動密集型,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工作的門檻并不高?,F在要做軟件開發,只要是理工科出身,數理基礎、邏輯思維能力尚可,經過短時間的學習,就能夠上手做一些基礎業務。金鵬告訴記者,很多黑盒測試的工作更是沒有任何門檻。

          無論是程序員、網管還是銷售,至少都算是白領。智聯招聘高級職業顧問陳寧認為,信息產業的一大特點就是提供了大量白領的工作機會。IT產業白領的收入可能不會像金融行業那么高,但從數量上絕對要比金融領域大得多。而制造業、零售業以及快速消費品行業,雖然用工量也很大,但能算作白領的并不多,大都也不以大學生為招聘對象。

          事實確實如此。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電子信息產業從業人員數量已達755萬,去年4月出臺的《電子信息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中也指出,未來3年內解決就業崗位超過150萬個,其中新增吸納大學生就業近100萬人。以人才吸納能力最強的軟件服務外包業為例,2001~2008年全國軟件服務業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38%。截至2008年,全行業從業人員就已超過180萬。根據第二屆中國國際服務外包合作大會提供的數據,僅2009年的前五個月就有1057家外包公司在中國成立,創造就業崗位超過24萬個。

          截至目前,全國已有505個學校開辦有計算機本科專業,共計在校生近30 萬人。同其它專業相比,這兩個數字都是第一。但是,在大學生就業研究機構麥可思發布的調查結果中,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專業僅次于法學成為了失業率最高的第二大專業。

          為什么會如此呢?由于許多專業開辦得太過隨意,很多大學畢業生與企業的需求嚴重脫節,根本無法直接參與實戰。 中科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左春指出,從課本到實戰的過程要么由企業承擔,要么是大學生畢業后自己花錢到一些培訓機構培訓。無論是哪種方式,在實訓開始到真正在企業站穩腳跟之前,這些大學生的收入水平不會很高。這也是蟻族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廉價的學歷

          姚魯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銷售,被他稱為世界上最不需要門檻的專業。雖然他所服務的公司是赫赫有名的百度,他卻與所謂的IT人士毫無關聯。

          我就是賣競價排名的,拿著客戶資料狂打電話,一天最多能打300個,不知道被人罵了多少次。姚魯上班的時間是早上9點到下午6點,中午休息1小時,下了班還得繼續找資料挖掘新客戶。

          一年之后,姚魯就開始對每天周而復始的銷售工作感到厭煩,他覺得銷售工作壓力很大,又沒有技術含量,浪費了他的本科畢業。有一天,他忽然發現一個比他大十多歲的同事,還在跟他干一樣的活兒,拿一樣的工資,姚魯徹底崩潰了,我很怕,這份工作沒啥前途。

          于是,姚魯決定轉行,他決心去搞計算機。文科出身的他一直覺得IT技術很神秘,讀計算機專業的朋友告訴他:這個專業發展好、起點高、缺人手,畢業最少也能賺4000多。

          在一個培訓老師拍著胸脯說學完就能找到月薪4000元以上的工作后,姚魯在這家機構開始了手機系統編程的培訓。培訓地點在中關村附近的蘇州街,為了省錢,他連續一個月都在路邊攤吃5塊錢一份的炒餅,5塊錢在唐家嶺可以吃得不錯,在中關村卻只能吃飽。

          培訓后,姚魯很順利地進入了一家新成立的外企,但是由于沒有工作經驗,他的工資被定為2000元,是當時培訓班老師承諾的一半。

          學技術出身的謝寒霜也不滿意自己的工資。雖然被SJC錄用作為工程師,但每月的工資也只有2000元。他辛辛苦苦讀了四年本科,又高價做過培訓,2000塊錢,在北京雇個保姆都不止這個價。

          謝寒霜不知道的是,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現象已不足為奇。中國社科院《2009人口與勞動綠皮書》就已經指出: 隨著大學畢業生的增加和有經驗的青年農民工的搶手,兩者的工資待遇有趨同的趨勢,甚至有剛出校門的畢業生工資不及同齡農民工的情況發生。

          上海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馬樹超也表示,按照我國目前城鎮每年新增就業崗位1000萬個計算,根據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傳統白領崗位僅占1/4即250萬個左右。也就是說,今年的630萬高校畢業生,將有380萬大學畢業生不能進入白領崗位,比例高達60%。

          毫無疑問,IT產業賦予了蟻族生存的土壤,但時至今日,中國的信息產業能否承載起新生IT蟻族對未來發展的希望?越來越多的蟻族在迷茫中彷徨。

          逃離IT

          與謝寒霜一樣,轉行IT的劉亮和姚魯都對各自的工作有種種不滿。一份中關村IT業人力資源狀況調查結果表明,雖然IT企業發展信心指數有8.18分(10分制),IT從業者的工作信心指數卻僅為5.19。對產業發展有信心,對自身發展不自信的背后,IT蟻族正在逃離這褪色的IT夢。

          PC黃昏

          如果你還是這樣飄飄蕩蕩一無所有,我們就算了吧。在女友說完這番話后,劉亮心里一咯噔,原來自己的工作在別人眼中是如此低賤。一夜未眠,他辭掉了一份安逸卻枯燥的工作,成了百腦匯電腦城的一名電腦導購,沒有基本工資,全靠提成。

          作為一名新聞系的學生,《聯想風云》一度是劉亮的枕邊書。上世紀80年代,從國外進口一臺PC/XT需要2萬元,很多中國人愿意花4萬元買下,利潤高達100%。那時候,賣電腦是一種特權。當時全球正處于計算機開始進入商業和生活的階段,中國的計算機更是剛剛起步。攢機+銷售的模式是小作坊們的立足之本,品牌機還沒有找到更多元化的渠道,通過電腦城里的小商鋪打通路成為了傳統。

          20年后,現代高新科技技術的日新月異,品牌電腦生產商注重旗艦店的建立,蘇寧等賣場躍躍欲試,賽博、燦坤等3C 賣場摩拳擦掌,宏圖三胞的IT連鎖商店也開始沖擊原始的電腦城業態。

          PC的利潤在白熱化的競爭中逐年跳水,PC當成白菜賣。電腦的售價從過去的上萬元徒降到幾千元,電腦城里的PC利潤則從過去的50%跌到了8%。

          劉亮所在的電腦城里,大多是沒有學歷或者低學歷的年輕人,這些生活在產業鏈末端的銷售人員只懂一些初級的技術知識,每天混在電腦城里,靠宰客為生。厲害的銷售一個月收入過萬,手段不高明的也就只有千元。拿著本科學歷的劉亮,像個異類般格格不入。以前回家遇上同學,真不好意思說我是賣電腦的。

          他曾經一個月賣不出幾臺電腦。想給顧客配性價比高的電腦卻沒人相信。一臺只需要4000元的電腦,你告訴他打折賣4500元,他還覺得自己賺了。劉亮說。

          電腦銷售行業里的蟻族多如牛毛,熬出頭的畢竟是少數。一年前,他帶著打拼的心情來到上海,站在黃浦江畔大談創業理想。一年后,現實擊碎夢想,這個黑黑瘦瘦的26歲小伙子,一無所有地回歸家鄉。

          如今劉亮的目標簡單,就是考上公務員,錢少但安穩,還有社會地位??忌狭耍揖湍芙Y婚了。劉亮憧憬著。

          外包夢斷

          在這個行業里,我從一開始就缺乏安全感。謝寒霜還沒入行就被人忽悠了一次,找到工作沒幾個月,SJC由于內部矛盾意外倒閉,謝寒霜跟著當時的業務一起被挖到了現在的公司。

          到了新公司,謝寒霜很少在晚上8點之前回家。由于客戶主要是日本金融企業,2007年到2008年之間,謝寒霜多次作為協力員工去日本,幫助客戶野村證券升級系統??赡苁且驗樽约旱娜照Z水平還不完全與人無障礙交流,他很少一個人上街。在日本工作的一年時間,對謝寒霜來說最大的收獲是數額不小的出差補貼。

          事實上,2003年~2008年,中國軟件服務外包產業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2008年我國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產業規模達到1567.7億元,同比增長41.2%;從企業數量來看,2008年我國軟件與信息服務外包企業數量達到3600家,從業人員數量達到41萬人。

          第一次從日本回來后,謝寒霜就搬離了唐家嶺,在網上找了清華東門附近的兩室一廳,與一個陌生人合租。只要有了點基礎,肯定會對唐家嶺的條件感到不滿。謝寒霜當時在唐家嶺住的是平房,一下雨,地板磚縫里就開始往外滲水,有次遇上暴雨,外面一邊下著雨,他一邊在屋里拖地。屋子里則是冬天冷、夏天熱?,F在回憶起來,唐家嶺好像一直在不停地拆房子、蓋房子,兩層拆了蓋三層,三層上面加四層,越蓋越像炮樓。謝寒霜說,蓋房子用的都是舊磚塊、劣質水泥,全是豆腐渣工程。

          2008過完春節,他給家里留了一張3萬元的存折,那是他一年的積蓄。怕父母不要,他就先把存折放在了柜子里,到了北京才打電話告訴父親。這時他每月已經有3000元的固定收入,誰知幾個月后的一場金融危機又讓他亂了方寸。

          9月,謝寒霜忽然發現公司少了十幾個工位,原本40多個人的大辦公室頓時顯得稀疏了,連前臺都走了一個。第二天,謝寒霜才知道日本受到金融危機強烈沖擊,公司的很多新項目都流產了。很快,他就接到了群發郵件,公司宣布整體降薪,按照日企的一般原則,普通員工降 20%,領導層降40%。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這一年多的時間,公司靠一些小項目來維持,以前那種一做兩年的大單,再也沒見過。直到今天,公司也沒緩過勁來。去年年底,謝寒霜搬去了肖家河,重新回歸蟻族行列,工資2000多元,就租不起1200元的房子了。

          工業和信息化部的數據顯示,2009年軟件外包服務出口24億美元,同比雖有15%的增長,增速卻比上年低了86 個百分點。去年軟件外包服務受到金融危機影響明顯,出口增速逐季下降,其中對日外包下降較多。

          來北京3年了,謝寒霜依然迷失,工作沒有想象中IT白領的風光,收入不上不下,行業前景不明朗,職業發展又有太多的不可知。在居高不下的房價面前,他這一整年都在盤算著要不要離開。石家莊可能是我最后的退路,畢竟那里有個家,北京只有個暫住處。

          藍領泛濫

          姚魯在新公司已經超過一年了,技術變化很快。不過他發現程序員也遠沒想象中有意思,很多時候也是抄抄貼貼,更多是個熟練工。

          其實,市場上并不缺乏姚魯這樣的基礎工程師。微軟中國研發集團戰略合作部資深總監申元慶表示,中國目前軟件外包行業的人才金字塔狀況顯現出一種塔基堅實、塔身斷層、塔頂不全的失衡模式,目前的人才斷層斷在塔身。根據微軟中國外包事業中心高級項目經理王帥的研究,目前中國外包公司的中層領導者占全體員工的5%,這就意味著一個項目經理要帶領19個工程師實施項目,但從國際經驗看,比較理想的比例應該在 1∶5。

          對自己的收入,姚魯依然是一臉不滿。雖然漲過一次工資,加了1000塊錢,但現在連公司都掙不到什么錢。

          有數據顯示,中國軟件企業平均利潤率僅為7%~8%,而在美國,其產品型的軟件企業的利潤率超過了50%。中科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左春認為,中國軟件業的最大弊病在于行業集中度過低,成千上萬的小公司,多低的價都敢報,外包企業的利潤率更是低得沒法看。

          現階段,中國大多數外包服務企業仍然處于價值鏈的低端,從事低層次的編碼和測試工作。有專家指出,中國外包企業如果不能提升能力,發展中高端業務,不僅程序員的價值不能得到提升,中國的軟件外包整體競爭力也會下降。

          漲了工資之后,他就搬離了唐家嶺,在回龍觀找了一套單元房,小區很新,綠化做得很好,偶爾趕上天氣好,他和女朋友還會在院子里打打羽毛球。房租比唐家嶺貴一些,但每天走路就可以到城鐵站,不用再擠公交車了。

          有時候,狄群會懷念以前做銷售的狀態,只要簽了單,不論錢多少,在公司都像明星一樣。三年了,似乎一切都變了,又似乎什么都沒變。狄群有些自嘲,也有些無奈。無奈的是,他也不知道他們的出路在哪里。

          誰來拯救蟻族?

          兩會開幕前,全國政協委員何永智、張禮慧、嚴琦來到了北京北五環外的唐家嶺,她們被蟻族感動到落淚。

          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群體,正承受著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他們擁有高學歷和熱門專業優勢,卻從未體現在收入上。他們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對大城市緊張、壓抑的生活的感到厭倦,卻很難再回到生活安逸、缺少機會的家鄉。他們對短期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條件強烈不滿,卻對長遠發展寄予厚望,甚至盲目憧憬。

          在唐家嶺這些高知貧民村的背后,是高速發展的中國IT產業,它賦予了蟻族生存的土壤,也承載著大量新生 IT蟻族對未來的希望。蟻族和IT之間,前者成就了后者,后者拿什么拯救前者?

          考驗政府水平

          如果在城市化變革中,蟻族現象只是短時間的、局部的,就不值得大驚小怪。這是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的觀點。葛劍雄問:蟻族的標準到底是什么?全國符合蟻族標準的到底有多少人?

          這個問題,至關重要!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繼宏早在蟻族一書出版時就對廉思的調查提出過質疑。在《荒唐的蟻族調查》一文中,李教授言辭激烈,認為蟻族調查的定義不科學、抽樣方式不準確,分析方法更是違反基本統計學原理,進而對作者廉思的調查初衷提出了質疑。

          拋開細節不談,大學生低收入聚居群體這個定義顯然夠不上嚴格的社會學群體概念。相信每一個走出校門的80后在聽到這個概念時,都會有種疑惑: 我也是蟻族嗎?這也是人們對蟻族的態度迥異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李繼宏教授還提出: 如果當權者參考這些錯誤百出的成果來施政,結局肯定是令人擔憂的。據記者調查,目前租住在唐家嶺的蟻族們對拆遷有較為普遍的抵觸情緒,如果海淀區政府是出于改善蟻族生活條件做出的拆遷決定,那就很可能成為好心辦壞事了。

          其實蟻族這一現象反映出的是種種原因之下,當代80后對自我前途的一種普遍迷失。這是一個難以用社會學變量界定的群體,按照葛劍雄教授的觀點,卻值得大驚小怪一番,因為迷失的狀態不是短時間的、局部的,而是長期的、普遍的。

          政府想對蟻族直接進行幫扶、救助非常困難。試想如果有一天針對蟻族提供了廉租房,那么資格該如何認定呢?如果僅憑借大學生、低收入這兩個簡單標準,難道今年全國630萬大學畢業生到了北京,也幾乎人人都可以去申請了?

          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只能通過發展解決。不能作壁上觀,任由蟻族們自生自滅,而是必須回歸產業。

          考問企業責任

          在蟻族成為各大媒體焦點,630萬大學生一臉茫然的同時,東南沿海卻一工難求,中西部勞務輸出地也頻頻告急。農民工有人搶,大學生卻沒人要,這意味著什么?

          這是調結構、產業升級的老問題了。只有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才能有需求和能力吸納更多大學生等高素質人才進來,我國的整體經濟發展更上一臺階,大學生的待遇生活條件等自然也得到提高。

          而在現階段調結構的過程中,像軟件服務外包這種集知識密集型與勞動密集型于一身的產業尤其應該重點關注,它能夠對大學生就業形成直接拉動。從這個角度講,無論埃森哲還是文思創新都值得尊敬,像文思創新這樣的公司,只有極低的利潤,卻為成千上萬的大學生提供了白領崗位。

          東軟集團董事長劉積仁說過,中國大學生現在找不到工作本質上是中國服務行業不發達,當一個國家知識工作者越來越多的時候,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服務產業作為支撐,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行就會存在問題。

          因此,唐家嶺的5萬蟻族可能僅僅是個開始。大學生不可能像農民工一樣涌向低端制造業,而中國的金融業還沒有發達到美國的程度。這意味著,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靠內需是遠遠不夠的。中國人必須進入在全世界找工作的時代,中國的企業必須向華為學習,以國際視野向全球要飯吃,為本土的員工向世界要工作。

          大學同專業、同寢室的兩人,能力相差無幾。畢業3年后,一個已經成長為華為一名年薪20萬的海外項目主管,另一個卻還做著月薪3000元的小網管,精英還是蟻族,差別就在平臺上。

          背靠內需的大蛋糕,在生存無憂的情況下,中國企業需要扛起產業報國的大旗,去拓展海外市場的勇氣,而這背后正是一份沉甸甸的企業社會責任。

          評 論

          拆不掉的唐家嶺

          唐家嶺要拆了。

          去年年底開始,這個消息從流言到慢慢變得確實。雖然直到今天,這里的房主們為了自家的生意還在閃爍其辭: 一兩年拆不了,可住戶們已經開始計劃著撤離了。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拆了現在的唐家嶺,建了所謂的白領公寓,并不能把這里的蟻族變成白領,而只會造就出第二個唐家嶺,甚至許許多多個小唐家嶺。

          蟻族問題50年代就有,我們就是這么走過來的。

          政協委員陳道明的觀點代表了大多數人對蟻族現象的看法。陳道明說這番話的良好初衷毋庸置疑,他只是想鼓勵蟻族們相信: 這種困難的日子大家都經歷過,很快就會好起來。

          但是這種看法本身卻值得商榷: 不能因為同樣是年輕人,又同樣面臨著艱苦的環境就說這個問題以前也有。試問哪一個國家、哪每一代人沒有經歷過年輕的考驗?如果上面的邏輯成立,就完全可以說: 每一個經歷過客觀條件考驗的人都當過蟻族。如此一來,蟻族的范圍就可以拓展到無限遠。想想西漢鑿壁偷光的匡衡、不斷挑戰生命極限的貝多芬,能說他們都是蟻族嗎?

          從年輕人艱苦奮斗的角度講,蟻族確實是一個老現象,但它同時也是新問題。認清這一問題,必須跳出現象到背后去找原因,最關鍵的是要了解蟻族們的內心。

          蟻族最大的問題是生活質量差、工作強度大嗎?

          據記者觀察,蟻族們對這些問題只是偶有抱怨,他們都清楚生活環境和生活成本之間的正比關系,甚至在大多數人心中,對在唐家嶺有強烈滿足感,甚至是幸運,四五百元就能在單位附近有一個單間,這不是所有在北京城里工作的80后都能享受的。

          姑且把蟻族的工作簡單地分為與人打交道(如銷售)和與物打交道(如技術)的話,第一種人承認自己辛苦,但與此同時,他們往往表現出的比同齡人更多的自信,而且工作時間越長,樂觀、淡定的特征就越明顯。至于第二種人,由于他們的加班時間與收入直接關聯,有時候甚至是他們想加班,單位卻不給機會。記者在采訪中碰上了好幾個一下班就用玩網游打發時間的蟻族,逍遙程度令人艷羨。話說回來,如果直接拿一個農民工的工作來衡量辛苦程度,蟻族無一能出其右。

          事實上,蟻族的不滿主要集中在期望與現實的落差上。

          一個人,辛辛苦苦十幾年,從小到大被灌輸的全是大學生活多美好,城市生活多斑斕,高等學歷多榮耀,IT人士多有錢。誰知一畢業,現實撲面而來,發現大學很空虛,城市很擁擠,學歷很沒用,IT很難混。

          處在轉型期的中國,每個人都面臨價值觀重建。而廣大的蟻族們被編織了太多的夢想,現實卻與之相距遙遠。在這一點上,蟻族比傳統的三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還要可憐。



                                                                                                                 --    學海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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