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這是我閱讀復旦大學計算機系博士生孫賀的主頁和博客時，發現的其講話稿。閱讀之后，對其思想的深邃頗為欣賞。另外我對其文中提到的幾個哲學家也都不知道，估計在小孫的眼里，陳首席基本上屬于文盲的范疇。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知識分子的故園】

非常感謝復旦大學本科生資助委員會給我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使我很榮幸的來和大家進行交流，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今天我和大家談的倒不是我個人的在專業領域的看法，我主要是想和大家談一談作為當代的知識分子，應該扮演著一個什么樣的角色。為什么要談這樣一個問題呢？因為我們發現今天知識分子的意義和兩百年前或者三百年前已經有了明顯的不同。比如在十七八世紀，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比如帕斯卡、康德、盧梭，他們把他們的研究和實踐結合在一起。我們首先以說帕斯卡為例，我在這里提到的帕斯卡，就是所有學過初等數學，都知道“帕斯卡三角形”的那個帕斯卡。他是一個法國科學家，為了幫助工作繁忙的父親，他設計了法國的第一臺計算器。他利用自己發明的氣壓計證明了真空的存在。不僅如此，他的《沉思錄》被認為是當代人和思想的第一次對話。他還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

不幸的是，他在三十六歲時瘋了，在后面的三十七年里一直住在瘋人院里。我們再來看康德。在三十一歲那一年，康德寫下了《自然通史與天體理論，或根據牛頓定律研究整個宇宙的結構及其力學起源》的非凡著作。之后，康德還寫過《將負數引入哲學的嘗試》等論文，從此開始了數學和物理學的研究。眾所周知，康德最為重要的著作就是三大批判，即《純粹理論批判》，《實踐理論批判》和《判斷力批判》。除此以外，康德還有一系列關于教育學的著作，例如《論教育學》、《系科之爭》等。康德的主要著作還包括《使用人類學》。我們很難想象一個終身生活在哥尼斯堡這樣一個小鎮的單身漢，在他八十歲的生活中沒有離開過這個小鎮一步。在漫長的八十年的單身寂寞的生活中，他思考了人生中一切的偉大的實踐。在他的墓碑上有這樣的一句話：“有兩樣東西，我們越是經常不斷地思索他們，他們就越是喚起一種始終新穎和日益增長的贊嘆和敬畏充溢我們的心靈，那就是我頭頂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他們向我印證：上帝在我頭頂，也在我心中。”我提及的這些事實意在說明：今天的知識分子和兩百年前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在形式上出現了非常顯著的差別。關于這一點，五十年前的德國哲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卡爾•雅思貝斯在《在時代的精神生活》這本書中，就已經一針見血地提出了。

盡管雅氏描繪的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歐洲社會，但在今天看來，他的針砭時弊、一針見血的分析同樣適用于中國現實社會。一言以蔽之，他所闡述的就是在現代社會我們的知識已經瓦解，人的生活缺乏精神上的向導。文藝分析時期，一個人的學術研究和生命實踐始終是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在今天，我們并不這樣來看代學術研究。雅斯貝斯的分析非常精辟，他說，我們的一種以前從事高尚研究的快樂，被一種從事狹窄技術領域研究的快感所取代。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種可怕的情況出現了：我們不再認為學術研究是崇高的。比如今天我問大家，大家兒時的夢想是什么，可能對在場的各位同學而言，你們會說童年時代的純真的夢想是成為一個科學家，因為在那時的我們內心深處科學家代表了一種崇高。但是在今天，當各位從事學術研究的時候，你們會發現：你們現在所走的學術道路與你們兒時的夢想相差甚遠。為什么？我們鉆入到一個狹窄的領域，我們在進行研究，但是這種研究并不能給我們帶來普遍的幸福。

于是在這一點上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出現了。我們就要問：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對于二十年前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他們的存在首先代表了一種人文情懷。但是這種情況在今天已經消失殆盡。今天的中國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說今天的中國人和全世界的許許多多人，沒有兩三百年前的人更富有想象力，更能耐得住寂寞。今天的人們聽任于娛樂的安排，我們上網，聊天，看電視，然后有各種各樣的休閑手段。你如果寂寞的話，你會有一個各種各樣的方式去排除寂寞。叔本華說過一句話 “孤獨是一種偉大的情感”，但是今天的人已經甚少有一種真正的孤獨的感覺。大家有的是什么，是郁悶，對吧？我們有的是郁悶。但是對于今天的人們，更為可怕的是，今天中國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居然走上了模特在T字臺上所走的貓步。比如說于丹，等等。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今天的知識分子已經與一種作為知識分子本身的使命感相隔絕了。這種使命感是什么？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要去為國家而奉獻、犧牲。天下興旺，匹夫有責的中國古代人文精神在今天的知識分子中悄然消失了。所以，每當我憶起起俄羅斯文學的時候，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那種流亡意識總是給予我深刻的印象和淚如泉涌的感動。即一個知識分子，他可以拋棄生命中物質的一切，也要保守某種精神生活。一旦人們承認人的生活不是獸性的，而是文明的，那么他在世界中的生活本質上講就應該是一種精神生活。

海德格爾曾經說過：人是追求生活意義的生物。如果一個人在他的生活中找不到生命的意義，他寧愿去自殺，哪怕他的身邊全是面包。如果我們試圖理解這樣一句話，一個自然的問題就會被立即提出：即這種生命的意義應該如何去尋找？其實在人類的啟蒙時代，就曾經提到過這樣的問題。即人類在文明開始之初，他們就已經想到過一個人的生活必須有一種深刻的意義在其中。為什么，我們今天來想一下：如果我們認為，我們出生之前的一切，和我們毫無關系，在我們死亡之后的一切，和我們也沒有任何關系。那么我們的生命是不是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在世界中的生活就只剩下吃喝玩樂。但是事實并不是如此。所以在東西方文明的早期，人們同時想到了同一個問題：即在終極上，人的生活應該是有意義的。從這一點出發，東西方文明對于這樣一個絕對意義，想出了兩個不同的途徑，即起源于東方、盛行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和中國的儒學思想。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中，西方人認為：倘若有一個絕對的上帝在我們中間，人生就可以獲得形而上學的意義。因為在這刻，人們可以自然地產生一種超驗之思。我們可以，把一個人的生活放到一個上帝的維度，因此人就有一個全能的上帝去審視字詞。在這時，他就可以約束著我們。與此同時，中國的儒家學派，將人的根本意義，集中到了禮教，倫理這一層面，這是一種脫離了行而上學的思辨。所以黑格爾在他的《哲學演講錄》的第一卷中就曾寫過：”中國沒有真正的哲學，有的只是倫理學。”可悲的是，今天的中國人，還在信仰著以倫理為基礎的東西。我們有沒有深刻地思考過，我們這種倫理，它的合理之處在哪里？也許這是我們需要真正思考的問題。今天許多的中國學生，缺少一種獨立思考的精神，我在這里，我稱其為一種精神，而不是一種能力，因為這本身非常重要，無法通過世俗教育去培養。在中國的儒家學派中，我們說“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等等。我們也都知道，為了紀念投汨羅江自盡的現實主義詩人屈原，中國傳統中于是又了端午節，并有了吃粽子、賽龍舟的習俗。我們稱屈原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原因何在？不妨去讀屈原的《天問》，他百思不得其解要問的是什么？在我看來，他問核心的是在這樣一個以儒教為統治的國家中，王權的合法性在哪里。屈原最早認識到了這一點，對一個人而言，是一種非常痛苦的事實。因為一個人生活在儒家思想中，卻不能為以這種思想為生活的合理性提供依據。今天的人們一方面去宣揚儒教，一方面我們去紀念屈原，這不是一個非常可笑的事實嗎？我們拿著倫理不放，但我們今天的人們沒有真正地去思考，這種倫理的合理性在哪里？

基督教文明從公元五世紀到十五世紀，經歷了漫長的一千年中世紀。一千年后，歐洲迎來了文藝復興。與此同時，近代的基督教社會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改革。直到十九世紀末尼采“殺死”了上帝。尼采曾經寫過《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本書，有人說這本書的出版把無數人的宗教信仰一勞永逸地消除了。尼采是種非常自信的人。他曾經在一本書的前言中寫到：我的書是為這個社會極少數的人寫的，但在這極少數的人當中，可能一個都還沒有出生。但尼采斷言，我的書終將名垂千古，載入史冊。晚年的尼采非常寂寞，在日記中他寫道，在大街上，我想擁抱隨便哪一個人。寂寞之極，一八八九年尼采在都靈大街上抱住了一匹受馬夫虐待而發瘋的馬，尼采瘋了。二十世紀的曙光來臨之時，尼采安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尼采殺死上帝后，西方人的生活突然呈現了一種荒誕性。如果沒有一個人，沒有一種絕對的規則存在的話，人是可以胡作非為的，因為絕對意義消失了。一旦絕對意義消失，那么人在在一個荒誕世界中的生活，其實很容易，吃喝玩樂，僅此而已。但是一個知識分子，如果在一個荒誕的世界中，既要去承擔一種荒誕，并且要從荒誕中尋覓意義的話，這就非常困難。此時，存在主義的興起為二十世紀人的生活的合理性提供準則。我們以最著名的存在主義大師薩特為例：當我們去看他的《他人就是地獄》這本書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一篇著名的文章，即《論五月風暴》。在這篇文章中，薩特談論的是一九六八年全球范圍內的學潮運動。薩特這樣寫道：他們反了，他們要尋找一個他們自己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在我們的年輕時代，也曾經尋找過。但在我們年輕的時代，我們沒有去反抗。而今天，他們的反抗和我們年輕時候沉默的事實，證明了在面對同一個制度的時候，他們的偉大和我們的渺小。通過這樣的方式人們發現，在一個虛無的世界上，人的活動就是成了人的意義本身。

而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一個知識分子如何去創造他自己的意義？今天人們沒有，或者說今天的中國人缺乏這樣的反思。有人問，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國的文學家，為什么沒有去拿諾貝爾文學獎。或者有人問，中國的文學家，離諾貝爾獎還有多遠。在我看來，這個問題，我可以從這樣一個視角給出回答，就是在我們今天中國的作家——或者說從魯迅開始——所描寫的生活，偏重于人的社會生活分析而沒有很深刻地剖析人的生存本質。當我們去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我們有一種人的孤寂和幻滅的感覺。甚至有人告訴我，他讀過之后有一種自殺的感覺。因為在那里，我們看到了關于人謂之人的深刻反思。而今天的中國作家，中國的知識分子，缺乏這種反思。

為什么這種反思尤其重要？黑格爾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民族總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這個民族才有希望。如果這個民族所有人都仰望腳下的事物，那么這個民族是沒有希望可言的。”今天中國社會的可怕在于我們太缺乏這樣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民族的可悲。如果問今天的中國，有什么可以使我們低下頭顱來，我認為，在中國近三百年來，我們沒有產生一個可以和西方的知識分子相抗衡的知識分子。我們沒有產生薩特這樣的人物。沒有產生康德，黑格爾，叔本華這樣的人物。甚至沒有產生加繆和福柯這樣的人物。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每一個深刻思考過時代精神的知識分子都能意會：夫物質之文明，取諸他國，不數十年而具矣，獨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養，與一二天才之處，不及此。

讓我們去審視德意志民族。德國有一個非常偉大的教育家——洪堡。他按照自己的教育思想，建立了洪堡大學。后來，德國許許多多的大學，都是按照他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在我讀本科的時候，這種思想，我們全世界仍然是他的受益者，那是什么？那就是關于教育之本質的深刻理解。所有人你來德國學習，學費是全部免掉的。因為教育是一種事業。人并不是僅僅生活在現實生活中，人是一種歷史的被造物。置于一切歷史之下，教育便有了一種根本的意義，教育的目的是去塑造人。今天的中國之教育，中國的高等教育，把人淪為了一種工具。我們總是評論一所大學的畢業生中，有多少人去國企了，有多少人拿了高薪，當一個高等學府用這個作為一種炫耀的資本的時候，我們便不得不承認：一種恢弘壯麗般教育從根本上墮落了。教育的目的是人，人是目的，不是工具。在洪堡的時代，洪堡幾乎是把所有的資源平均地用于教育。所以說德國的大學，他們的好與壞，并沒有中國的大學這么懸殊，也沒有美國的大學這樣懸殊。但是德國，按照洪堡的思想，一個人去接受教育，那么這個教育的錢應該是國家來付。今天的中國人，教育部部長揚言：教育不能產業化；但是從國家到地方，我們實際做地恰恰是教育的產業化。但是現在你去德國留學也是要學費的，全世界已經越來越美國化了。全世界已經一起朝資本看齊的。

這世界仍然有一些非常偉大的人。二十世紀有三個最偉大的知識分子：薩特，福柯和喬母斯基。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知道這者的名字。有人說，二十世紀的人不知道福柯，就像十九世紀的人不知道馬克斯一樣。不能說他是文盲，至少不能說他是一個知識分子。我知道我身邊很多人都不知道福柯。我去年在西班牙。訪問期間，我決定去法國掃福柯的墓。我問了一個在西班牙生活多年的華人，他三歲的時候到了馬德里。我告訴他，我想去掃福柯的墓，但不知道福柯的墓在巴黎的什么地方。當然我沒有這么直接地問，我先問你知不知道福柯，因為我知道中國的許許多多人都不知道福柯。他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我也是讀過高中的人”。從這個很小的事情，我們可以看出在歐洲的教育中，仍然沒有忽略最核心的精神層面的培養。而這一塊，在今天的中國，在我們呼喊素質教育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把教育庸俗化。教育的根本目的——人的精神力量的培養——在今天的中國已經被完全忽略了。

我現在指導四個本科生進行研究工作。他們中的每個人都在學術領域嶄露頭角、甚至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我時常告訴他們，這還不夠。一個學者從專業研究中獲得快樂，但是一個思想者應該懂得在學術中生活。思想者這一稱謂的定義不是來自他的研究，而應該首先來源他的生活。因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養有思想的人，所以我們經常閱讀中西方思想史，試圖理解與我們看似久遠的西方文明。比如說，福柯有句話：“學校是監獄和醫院的混合物”，這句話怎么理解？其實在福柯看來，現在許許多多的人文科學，諸如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它們不但不是真理，反而是一種權力、一種殺人的工具。比如說，再讓我們回望精神病學，福柯在《瘋顛與文明》中探討了現代精神病的起源。在十六世紀之前，我們并不認為精神病人是瘋子。我們甚至把他們作為一種可以預見未來的先知一樣看待。瘋子可以在大街上游走，并且受到人們的尊敬。這個可能是今天的人們所無法想象的。但是在五個世紀后，在我們所謂更加文明的社會當中，他們為什么就被關進了醫院呢？實際上，在一六五六年法國國王下了一條命令，就說建立法國總醫院。法國總醫院的建立，并不是一個醫療機構。它是一個訓誡機構。它要告訴人們：一個人要勤奮的工作，你如果不勤奮工作，就會和大街上的所有流浪漢和所謂的瘋子一樣，全部都關進了這樣一個法國總醫院里。當時法國總醫院的條件極為惡劣，許許多多的人住在一起，下面就是老鼠亂竄。于是，隨著麻風病的消退，精神病人成為了社會唾棄的新對象。但是恰恰在于，今天的人們，我們不能說我們是正常的，從而說你們是非正常的。借福柯之言，現代人需要從他們的角度，去證明精神病人的合法性。但是我們發現，在六百多年的歷史進程當中，人們文明的若干關鍵要素、或者說現代文明，正是通過帕斯卡、梵高、尼采，這些所謂的非理性的人來建立的。但是我們要在他們這些瘋子面前，去證明我們的理性是正常的，這不是一個很可笑的事實嗎？

現代人的精神，遠遠沒有以前人那樣純潔。現在人在精神層面上已經墮落了。比如說，福柯有一句最為尖銳的話：“只要男人和男人的婚姻一天，現代文明就一天無從談起。”人們無法理解這樣一句話，因為大家聽到這句話的時候，大家往往首先想到的不是愛情，而是性。人們認為，兩個男人和兩個男人在一起，這是很惡心的。人們首先不會去想到，兩個男人，只要兩個男人他們在精神上在一起，那么這種愛情就是高尚的。而這種愛情曾經在古希臘曾經發生過。在公元五世紀以前也曾經有過。只是在今天，人們越來越強調物質，金錢和欲望的滿足。當代社會諸如此類的怪現狀還有很多。對于今天的中國的知識分子而言，我們應該有許多深思，當你仔細去想這個時代的時候，你會發現許多反常的現象。如果一代青年人還有一部分人去試圖改變這種現象，這個國家就會有希望；如果我們這一代人都試圖去迎合世俗，這個國家的精神風貌就會停滯不前。我們的許多知識分子——我們姑且稱他們為知識分子——不再把教育作為一種神圣的職業來看待。他們開始炒股，他們開始開公司。他們把學生作為一種免費的勞動力。一種非常神圣的師生關系，一種新貨相傳的思想之光，在今天墮落得一塌糊涂。他們向國家騙基金，幾十萬或幾百萬，然后去做一些不痛不癢的學問。更有甚者，少數知識分子一旦走上領導崗位，便扮演了政客的角色。管你學生好壞、是否才華出眾，老子嘴大說得算。在復旦，這是多么大的悲哀。當我憶及國父孫文先生的“天下為公，努力前程”的文字時，我為這些人感到奇恥大辱。

這就我們一個時代的悲哀，也是復旦的悲哀。但許許多多的人沒有看到這一點。我希望在復旦，在這樣一個很小的優秀本科生當中，在你們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你們要看到這一點。若干年后你們才會試圖去改變這一切。

加謬在《西西弗斯神話》的開篇就寫道：“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人是否可以自殺。”為什么人他要探討這樣一個問題？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這本書中寫道，與其讓這個世界以曖昧的方式贏，不如讓自己以肯定的方式輸。但是在今天，唯獨有意義的，是一種生活的創造。是我們可以把生活賦予一種真實的意義。這種真實的意義是通過知識分子的精神活動來體現的。這種精神活動，在一個很低級的層面，正是我們所謂的，一日為師，一生為范。在一個很高級的層面來講，就是真真正正的知識分子的思想，他的精神能夠代代相傳。

注定有人會被歷史的足跡所記錄。比如說賈植芳先生。知識分子不能成為一種政府的附庸。知識分子一詞，本來就代表了一個人的精神事實，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有賈植芳這樣的人，也有類似郭沫若這樣的作家。一個人在生活當中，他往往會向某些東西妥協。但是一個人的精神，他的視野，應該是向這個天空的方向去了望。這樣一個民族才有希望。

回到具體事情上來，我來談優秀本科生的專門培養。當我去指導本科生的時候，有一次我和一個本科生聊天。我當時我跟他說，我寢室里有兩百本書，你隨便看，你看不出我是從事哪一個領域研究的。然后他告訴我，他寢室中也有兩百本書。我覺得這樣的人才是我欣賞的。首先你是一個有追求的人，其次你是一個在專業領域有所成績的人。但你一個人僅僅在專業領域有所成績，你僅僅把發文章當作一種目的的話，那么一個人，他生活的價值就會變得很少。曾經有一個老師對我說，我們總是要把一些東西量化，所以我們博士畢業，發表了多少篇SCI，這種量化就非常重要，因為它很客觀。我說，錯！這種東西很客觀，恰恰是由于我們缺乏了許許多多能夠高瞻遠矚的教育者，他認為你是不是具有一種博士的胸懷，博士的研究能力。所以說在今天，我們什么都能量化。一個學生的好壞，我們看GPA；一個國家的發展，我們看GDP；那么一個教授的好壞，我們看發了多少SCI/EI。這到底是現代人的一種文明呢？還是現代人的愚蠢。有個偉大的數學家叫做黎曼。他一生只發表了十八篇論文。還包括手稿。但那十八篇論文確是名垂青史。大家如果對于數學有稍微一些多的了解的話，就是說當代數學有個非常重要的難題——黎曼猜想，就是黎曼提出的。

二十世紀之初，年僅三十八歲的希爾伯特在第二屆數學家大會發表了二十世紀人類需要解決的二十三個數學難題。像希爾伯特這樣偉大的數學家，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請大家注意希爾伯特的用語——他說如果我死后一千年能夠復活，那么我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黎曼猜想解決了沒有。與那個已逝的時代相比，現代人比的不是思想的深邃，比的是一個人在物質上的富有，一個人帥不帥，我們輿論已經為這些所左右。這是一個社會的悲哀，學者和大學的媚俗。但是大學的使命并不是如此。我曾經和我的學生講過康德的《論教育》。你們很難想象康德這樣一個八十歲的單身漢，他的《教育學》會寫得如此細膩，初讀起來仿佛有一種獨特的父愛在身邊。康德從嬰兒出生開始寫起。嬰兒出生的時候母親的乳房中總會流出一些透明的液體，我們翻譯成中文叫做初乳。是康德首先發問，這種初乳對于嬰兒是不是有益。因為在之前這種初乳都是不要的。但康德首先問這種東西是不是對嬰兒有益的。他認為人類總不會做無用功。還有，在嬰兒哭的時候，家長總喜歡把嬰兒抱起來，搖一搖，這樣把孩子不哭了。是康德首先發現：嬰兒不哭這一表象的原因是由于成人的行為足以導致嬰兒的眩暈，就像我們看兒童坐木馬轉幾圈就暈了一樣，這對于他大腦的發展是非常不好的影響。康德從此寫起，寫到一個人的兒童教育，行為習慣的養成。然后，小學時的認知教育，德育的教育，美育的教育，初中時的體育教育，青春期時的性教育，大學時的哲學教育，科學教育。

除了康德，我們還可以列舉其他人。比如亞當斯密，我們最熟悉他的書是《國富論》。但是他還寫過一本道德哲學的經典——《道德情操論》。這是一個道德倫理學的經典之作。在今天的中國人，如果能夠產生這樣的知識分子，就至少代表了一個民族有一種很高貴的氣質在里面。如果今天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在作秀，那么這個民族就沒有希望。

最后我要送給大家的是偉大神學家巴特的一句話。他在論述心愛的莫扎特的書中寫道

Das Schwere schwebt und das Leichte uwendlich schwer wieget

生活是沉重之輕與輕之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