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奠定路遙創作基礎的作品是《人生》。當路遙年輕時不停地奔波在城市與鄉村時，他最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帶”，充滿生氣和機遇的城市生活對于象他那樣的身處封閉而又貧困的農村知識青年構成了一種雙重的刺激，不論在物質還是在精神上。路遙思考并理解了這一現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洶涌而來的種種沖擊中，他提出了農村知識青年該如何作出選擇。
　　
　　 早在大學讀書時，路遙閱讀了大量的經典名著，并對新中國的文學成就進行了一翻巡視，他發現以前的小說帶有某種臉譜化的傾向，正如兒童眼中將電影中的人物形象簡單分為“好人”和“壞蛋“，而人的思想是復雜的、多變的，絕對不能將復雜的人性這樣簡單的劃分，這種思考體現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人生》發表于1982年，改革時期陜北高原的城鄉生活構成了它的時空背景。高中畢業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離開土地，再離開土地，再回到土地這樣人生的變化過程構成了其故事構架。高加林同農村姑娘劉巧珍、城市姑娘黃亞萍之間的感情糾葛構成了故事發展的矛盾，也正是體現那種艱難選擇的悲劇。
　　
　　 高加林正是作者著力塑造的復雜的人物。他身上既體現了現代青年那種不斷向命運挑戰，自信堅毅的品質，又同時具有辛勤、樸實的傳統美德。他熱愛生活，心性極高，有著遠大的理想和抱負。關心國際問題，愛好打籃球，并融入時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親那樣忍氣吞聲、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現實與他心中的理想總是相差極遠，正是這樣反差構成了他的復雜的性格特征。當他高中畢業回到村里后當上了民辦小學的教師時，他很滿足這個既能體現他的才能而又對他充滿希望的職業，但是好景不長，他就被有權有勢的大隊書記高明樓的兒子頂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當他失意無奈，甚至有些絕望的時候，善良美麗的農村姑娘劉巧珍闖進了他的生活，劉巧珍雖然沒有文化，但是卻真心真意地愛上了高加林這個“文化人”，她的愛質樸純真，她以她的那種充滿激情而又實際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熾烈的愛。而實際上她所得到的愛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對于高加林來說只是在他失意時找到了精神上的慰籍。當機遇再次降臨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終于抓住了這次機會，重新回到了城市。
　　
　　 城市生活給了高加林大顯身手的機會，又讓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學黃亞萍。與巧珍相比，黃亞萍無疑是位現代女性，她開朗活潑，卻又任性專橫，她對高加林的愛熾烈大膽又有一種征服欲。高加林的確與她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他們有相同的知識背景，又有許多感興趣的話題，當他們倆口若懸河、侃侃而談時，高加林已經進入了一種艱難的選擇之中。當高加林隱隱地有了這種想法時，他的念頭很快便被另一種感情壓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親切可愛的臉龐，想起了巧珍那種無私而溫柔的愛。當巧珍帶著狗皮褥子來看他時，他的那種難以言說的復雜的感情一下子表現了出來。在經過反復考慮后，他接受了黃亞萍的愛，可同時意味著這種選擇會無情地傷害巧珍，當他委婉地對巧珍表達了他的這種選擇后，巧珍含淚接受了，但她卻并沒有過多地責怪高加林，反而更擔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勸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淚水卻在臉上刷刷地淌著。
　　
　　 但是好夢難圓，高加林進城這件事終于被人告發了，他要面對的是重新回到生他養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和抱負如同過眼云煙難以挽留了。他難以承受這份打擊更難以面對生他養他的那片土地。他減少了狂熱而又冷靜的反省，接受了德順爺爺的一翻話，而后一下子撲倒在黃土地上。
　　
　　 路遙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話：
　　
　　 人生的道路雖然慢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口，事業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
　　
　　 這段話的確可以作為《人生》這篇小說的一個注解。

　　路遙，陜西省清澗縣人，1949年出生于陜北山區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7歲時因為家里困難被過繼給延川縣農村的伯父。文革開始后受影響直到69年底才回到家里務農。這段時間里他做過許多臨時性的工作，并在農村一小學中教過一年書。1973年進入延安大學中文系學習，其間開始文學創作。大學畢業后，任《陜西文藝》（今為《延河》）編輯。1992年積勞成疾，英年早逝。1980年發表《驚人動魄的一幕》，獲得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人生》、《在困難的日子里》也相繼獲獎。1991年完成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獲得第三屆矛盾文學獎，他的作品《人生》被改編成電影后，引起巨大的轟動。《平凡的世界》還未完成即在中央人民電臺廣播。他的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更是讓人看到了他對文學事業的執著的信心和付出的代價。正如《痛悼路遙》一文中所寫：“計算成功的方式是吃苦和受罪，他拼命工作，玩命寫作，自我折磨式的付出，在文學創作這條艱辛寂寞的道路上，竭盡全力，一路血汗向高峰攀登”。對人生的執著追求，對他所熱愛的故鄉的鐘情，以及對他的現實主義寫作手法的自信，這一切構成了路遙小說基本的特征。
　　
　　 由于路遙出身農村，他的寫作素材基本來自農村生活，他始終認定自己“是一個農民血統的兒子”，是“既帶著‘農村味’又帶著‘城市味’的人”，他堅信“人生的最大的幸福也許在于創作的過程，而不在于那個結果”。所以他認為“只有在無比沉重的勞動中，人才活得更為充實”。他始終以深深糾纏的故鄉情結和生命的沉重感去感受生活，以陜北大地作為一個沉伏在他心里的永恒的詩意象征，每當他的創作進入低谷時，他都是一個人獨自去陜北故鄉的“毛烏素沙漠”，他在那里審視自己，觀照社會。
　　
　　 路遙的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正讓我們穿透他的作品而進入到他的內心世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文學的執著和創作時的艱辛，“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正是這樣才使我們看到了鮮花和掌聲之后的艱難之路。
　　
　　 路遙的追求與成功，他的憂思與矛盾，都同他的心理結構有著密切的聯系，他被稱為“土著”作家，主要受到的是農民文化的影響，作為農民的兒子，他深深地愛著他的故鄉，承襲和接受了傳統文化的影響，以農民生活作為他取之不盡的源泉。但他又是一名“文明”的作家，他立意高遠，廣納博取，時時瞻望世界文化，他喜歡《紅樓夢》、魯訊的作品，巴爾扎克、托爾斯泰、肖洛霍夫的作品他更是百讀不厭。各種報紙期刊他也經常翻閱，勤奮大量的閱讀，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再參之以他獨特的生活體驗，使他的創作博大宏闊卻又情深意長。
　　
　　 路遙平凡的人生構鑄了輝煌的世界，他的全部作品收入了五卷本的《路遙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