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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燕華，外交部英文專家、原翻譯是主任，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1965年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學院研究生班，隨即到外交部工作。1971 — 1975年，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任我常駐代表、副代表外交活動的口譯和他們在安理會等各種聯合國會議發言的筆譯任務。1975 — 1985年在外交部翻譯室工作期間，擔任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領導的翻譯。參加了中美建交談判、中美關于美國售臺武器問題聯合公報的談判，以及其他國家與我國的建交談判。1985 — 1988年，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1989 — 1990年，任駐歐共體使團及駐比利時使館參贊。1991 — 1994年，任外交部翻譯室主任，擔任筆譯定稿。1994 — 1998年，任駐盧森堡大使。1998 — 2003年，任駐法國使館公使銜參贊。現任外交部外語專家。主要譯作有：合譯并審校《命運悠關的決定》、《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權術》、《豪門秘史》、《大座鐘的秘密》，《企業家 -世界名牌創始人小傳》等及《第四帝國的崛起》、《領導者》部分章節。
交給我的任務是談外交翻譯，怎么辦呢？“外交翻譯，一字千金”，也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因為不能用金錢衡量，還是用一種比喻的說明，說明外交翻譯的重要性。
外交是干什么的？是很清楚的，外交在世界上的關系當中是最高的層次，是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涉及的面也是很廣的，大到主權、國家安全、經濟關系，小到一些移民問題，在國外僑團的利益等等，這全是外交。所以，很難說哪一個是外交翻譯，它涉及的面很廣。就像蔡武主任所說的，我們中國的翻譯的特點跟別國不一樣，我們必須是從母語譯成外語，這是很困難的，主要是口譯。口譯有的時候兩邊都得翻譯，現在很多發達國家有中文了，提供中文翻譯。但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時候，外國人翻譯成中文有的時候我們聽不懂，我還得翻譯一遍，實際上兩邊都得翻。外交翻譯，總理一直是非常重視的，他說這項工作很值得，不能輕視這一行，他對外賓說，沒有翻譯，重要的事情，我們雙方一起坐著相對無言，動都動不了，所以我們不能小看外交翻譯，其實對所有的翻譯都是一樣，只不過因為我今天講的是外交翻譯。
我想從三個方面講講它的特點：
第一，政治敏感性。這是外交翻譯和很多翻譯的不同點，當然別的領域的翻譯也有這個問題，只是在外交翻譯當中它更加突出一點。主要的是涉及到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方面的問題，翻譯就特別敏感。我就簡單講一講關于臺灣稱謂的問題，這個現在大家都很清楚了，開始的時候不是特別清楚。對我們來說，我們是大陸，是中國大陸，對臺灣而言，它是我們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加入國際組織的時候，在亞洲開發銀行的時候，因為臺灣已經是成員了，它的經濟發展也達到了一定的水平，要把它完全驅逐出去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仍然以中華民國的名稱留在亞行又是不行的，所以經過艱苦的談判，達到了一個很好的效果，就是改名為“臺灣”。后來加入國際奧委會和APEC的時候，又出現了臺灣的稱謂問題，那時候就改成“Chinese taipei”，這是用“P”，不是用中國大陸的拼音來拼，而是用臺灣的拼音來拼，當然出于大局考慮我們也接受的，所以總的來說，在臺灣的稱謂上必須要明確什么是錯誤的，什么是正確的，在翻譯的時候要有一根弦。
在亞太經合組織當中，它的成員，中國一共是三個，大陸、香港、臺灣。怎么稱呼呢？不能都說是成員國，那兩個不是國家，這時候翻譯就要注意，這些在我們的腦子里都必須是很清楚的。當時香港回歸的時候，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享有高度自治的，但外交和國防是屬于中央政府的，在口譯當中，有的時候領導會出現口誤，這時候翻譯就有一個糾錯的功能，自動糾錯。周恩來總理曾經指示過我們的外交口譯人員說，外交談判，談判代表本人的水平固然很重要，但是翻譯也很重要，翻譯強的，可以幫助把邏輯上、詞句上不夠恰當的地方糾正過來，這就屬于這么一個現象。而且有很多別的時候也是有的，尼克松訪華的時候，中央領導同志見他的時候，不太習慣說尼克松先生，說著說著就說“尼克松同志”，翻譯不能這樣翻譯，所以翻譯都有個糾錯的過程。
從詞句上也有不夠恰當的，也要糾正過來。有句話，香港特區將會保留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社會、自己的經濟、自己的生活方式。照字面意的話，“保留”是怎么理解？人們就可能很快想起來英文里的意思，但是中文的意思有兩種，一種是前面的東西完全不動保留下來，另外一種是港人治港，可以有自己的政府，但是政府里面的人不會全部都保留下來，因為我們是港人治港，原來英國的這些官員們就得離開。所以，開始的時候翻譯是不對的，不符合我們的政策，后來就改了。
第二，關于領土爭議的問題。由于歷史原因，我們同一些國家還有一些領土爭議，在涉及到爭議地區的時候，我們往往是各有各的名字，比如說釣魚島，我們就叫釣魚島，日本叫做間隔群島，南沙群島、西沙群島跟我們有不同的叫法，這時候翻譯人員都要有了解，要弄得比較明確。這方面的例子比較多。
第三，吃透我方領導的意圖，在外交工作中要注意尊重對方。國際上外交有個慣例，那時候我在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工作的時候，聯合國開會，可以把一個國家批評得很厲害，但是不能點它的名字，特別是不能點領導人的名字，如果這樣的話，他覺得太差了。這從兩國關系中還是要注意的，所以我們的領導人也非常注意這個問題。像李肇星部長在記者招待會上，還有在跟外國人的交談中，他明明知道是哪個國家，就說是“某個國家”或者“某個超級大國”，這時候翻譯如果稀里糊涂把這個國家說出來了，就等于是完全砸鍋了。這也是一方面政治上的敏感性。
當然，有的時間還要直截了當。比如說像去年的時候，日本首相小泉不斷地去參拜靖國神社，我們說參拜靖國神社，就是參拜二戰時的甲級戰犯，他們的解釋是參拜靖國神社是參拜日本為國捐軀的軍人，而不是參拜二戰時的甲級戰犯。我們李部長講的時候，他干脆把靖國神社不說了，他就說小泉首相去參拜二戰時期的甲級戰犯，直截了當地說出來，你沒有什么好辯論的，這個時候翻譯也得跟上去，不要說慣了就是參拜靖國神社。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值得注意的。
第四，詞語的選擇和政治敏感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外交上咬文嚼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舉個例子，中國人講關心和關注講得很多，就是來表示對某一個問題的主意，作為英文有好幾個選擇。比如說有個鄰國發生外交政變了，外交部發言人說中國對某某的局勢十分關注，正在進一步了解事態的發展。現場翻譯所選擇的詞匯，意思卻包含了對他的局勢的憂慮，好象是我們對他這邊不贊成，對方就提出交涉了。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某一個國家領導人到中國來治病，他身體不是太好，我們說我們對閣下的健康很關心，開始有個翻譯翻譯成你的病很重了，我們很擔憂。這樣不好，那么到底怎么翻譯呢？就像今天蔡武主任說的“三貼近”里說的，要貼近他們的思維方式，說明我很關心你的健康。諸如此類的，說明我們對他的關心。
第二方面，背景情況一定要了解。還想引用一下周總理對翻譯人員說的，他說做口譯是不容易的，知識面要廣，資料要多，來得要快。知識面廣、資料多，就指背景情況，要翻譯，要多看談話記錄，領會精神，按談話精神來譯，不是一句一句地譯。
參加外交談判的翻譯人員腦力勞動強度很大，要做記錄，怎么能夠減輕腦力勞動呢？如果你對這個知識很熟悉的話，你就知道什么是關鍵的要記下來，什么可以略。在有些問題上，要加重語氣，什么地方速度要放慢，讓對方充分地消化，這就可以做到得心應手。翻譯不免得會漏一兩個詞或者短語，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對背景情況很熟悉的話，你就不會漏最關鍵的詞，不關鍵的事兒你都說得很全。所以，背景知識是非常重要的。
再舉幾個例子，講講背景知識對翻譯準確性的影響。有一個很老的例子，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時候，當時斯里蘭卡有個“米膠協定”，這個“膠”是什么？當時的領導人說話不像現在說普通話，有口音，說是“xiangjiao”，到底是“香蕉”還是“橡膠”，根本搞不清楚，知道了這個背景你就不用問了，也不至于翻成“banana”。所以，這是背景知識的問題。
另外，在準備過程中，有的時候要對一些國家的地理狀況、主要產品要清楚。那時候非洲有個國家的領導人跟我們說他們有個“cassava”，淀粉很多，希望我們幫助他們充分利用起來。翻譯不知道是什么東西，盡管這不是政治敏感性很強的，但是很關鍵，因為不知道下面全都翻譯不下去了，后來我們大使館的領導人知道是木薯，就可以翻譯了。所以，有的地方的地理、經濟發展情況，也是需要翻譯充分掌握的。
第三方面，對雙方的關系要有很好的了解。我曾經碰到過這么一個例子，就是馬其頓，我們同馬其頓是1993年建交的，但是1999年的時候，臺灣給它收買去了，我們就跟它斷交了，終止了外交關系，到2001年的時候又復交了。后來他們來訪問的時候，我們就談到中馬關系十年的時候，2003年的時候我們說，中馬關系走過了不平凡的十年，不平凡怎么理解？在中文里，中文是個很含糊的語言，我現在越來越感覺到很含糊。不平凡可以說不同尋常，也可以說是特別、非凡、出色、了不起的，可以有多種選擇。因為年輕的翻譯不太了解中馬關系的歷史，實際上我們關系當中有曲折，有不好的地方，是這個意義上的不平凡，如果知道它的背景、知道它的歷史的話，就會知道這個不平凡的意思是有曲折。后來翻譯的比較含蓄的說明了問題，這樣就把中馬關系當中的十年的情況大體上用一個詞總結出來了。
另外，歐盟現在已經有50年的歷史了，歐盟要建立一種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政治聯盟。這個“聯盟”應該怎么翻譯？如果知道歐盟歷史的話，就知道這個聯盟怎么翻譯了，如果不知道的話，翻譯就完全不一樣了。
在描述兩國領導人的會談的時候，我們經常講坦誠的交談。中文是個單音節的字，很多時候是兩個音節、四個音節放在一起，有的時候是重復的意思，有的時候不一定重復，像“坦誠”，一個是坦率，一個是真誠，到底把它落腳在坦率還是真誠？這里面又有學問了。如果兩國談得是比較好的，而且分歧不是很大，但是還是把大家的意見全都說出來了，那就可以用坦率。而有的時候，兩國談得也挺好，但是大家還是有很多分歧的，那還要有一個真誠。翻譯坦誠的時候，就要知道兩國關系的程度。
另外，翻譯還要擔任一些解釋的任務。我可以稍微簡單談一下，對我們經常要涉及到的關鍵的文件、關鍵的詞的內容我們必須要很清楚，對于口譯來說，有些關鍵的文件里面的一些詞你都必須要背出來，像那時候談中美關系的時候，關于美國售臺武器的公報的一些關鍵的句子，另外中美建交和上海公報里一些關于臺灣問題的表述，具體每個字都要背出來，都要很清楚。我們在談到中美關系的時候，我們經常同外國人介紹中美關系，中國領導人就說中美關系要以三個公報為基礎，對美國人來說一點問題都沒有。對其他國家來說，特別是有些發展中國家不知道這三個文件是什么，你得說清楚，哪一年是干什么用的。817公報，是8月17號，但是哪一年的是干什么的，是1982年關于美國售臺武器的公報，這樣人家才清楚。另外，像中日關系，日本人說深刻地反省，反省是從日文那兒過來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聯合聲明里是怎么說的。
最后，我覺得很重要的是關于文化上的不同。文化上的不同有一個政治術語的問題，我們中國人的政治術語很多，比如說唯物主義、唯心主義，隨著時代的變遷，現在有不同的理解，我記得我們領導人說我們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面臨很多問題，我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翻譯所用的詞匯，我查了外國的字典，最主要的翻譯是享受，所以現在應該改一改。類似這種東西在歷史上也很多。比如說實用主義，字典上翻譯實用主義是好詞，而我們中文的實用主義不是好詞，所以在反恐斗爭中，實用主義雙重標準都是有害的，它的實用主義是為自己的利益服務的。
對方習慣的問題，我稍微簡單講一講。我們中文講“血肉關系”一點不覺得難受，血肉凝成的友誼，兩岸同胞的感情血濃于水。如果翻譯成“血”，人家感覺很難受、惡心，所以我們就要變一變翻譯。我們要盡量避免這方面的問題，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把皮和毛都翻譯出來了，人家也覺得很惡心，也弄不懂。所以，翻譯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詞語有現代性，有時代的變遷，這點很重要。過去冷戰時期的緩和和現在時期的緩和是兩個詞，冷戰時期是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緩和，現在不用了，而現在的緩和是用relaxation，絕對不能用detente。還有一個我們說人權是一個基本生存權利，過去我們確實是the right to life，后來不行了，美國反墮胎一來，變成了一種反墮胎的口號，后來我們就改了。
成語和詩句的解釋，因為時間關系，我就講一點，所有的成語和詩句的解釋我們在翻譯的時候要注意受眾的理解程度，中國人的哲學是抽象思維很多。你聽溫家寶的記者招待會上也用了大量的詩句，但是如果不加以解釋的話，人家不懂。
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去年李肇星外長在記者招待會上碰到一個小國的記者，他說我是來自一個小國家的記者，我要問一個問題。李肇星反應很快，馬上就說山不在高、有仙則靈，中國人一聽就知道了，小國還是平等的，我們不會怎么樣的。我們的翻譯就是這么翻譯的，后來第二天李肇星用英文加上了一句，第二天我看見網上的記者大概不懂英文，說外交部的翻譯翻錯了，李肇星糾錯，其實不是的。是翻譯沒有經驗，缺少補充一句，如果補充一句的話就清楚了，為什么說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所以，有很多這樣的東西要加以解釋的。
另外，我們的有些成語可能在英語里可以找到相似的，最特殊的就是同舟共濟，在英文里是大家都處于困境，而我們的意思重點是要幫助。所以，要引用英文的成語說明中文成語的時候要特別小心，要對雙方成語的意思有徹底的理解。
以上都是我個人粗淺的看法，可能有的看法不一定準確，希望大家能夠討論，而且加以指正。